中国隐逸文化中涉政现象初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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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林纪祥宋涛摘要:中国隐逸文化中的涉政现象,并不是对隐逸文化的背叛,而是恰恰是使隐逸文化更具有多样性的原因。分析隐选文化中的涉政现象,有利于扩大传统隐逸文化的内涵,更清晰地分析清楚中国隐逸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隐逸文化;涉政;双重性格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192-02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历来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化多种多样,千差万别,有古今、地域之别,也有先进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不同的作用。
中国隐逸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势必对当时的政权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文化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靠在本文化领域有一定素养的人通过涉政,从而发扬光大。中国隐逸文化的主体大都是饱学之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同样面临着进与退的两难选择,入世王侯将相,出世则渔樵耕读,寄情于山野。中国文人向来有以天下任为己任的传统思想,这也决定了隐士会积极的参与政治,每个时代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涉政现象。
一、中国的隐士是否讨厌政治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文人的一个部分,隐士也不能例外。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看到了隐士在两难选择的十字路口的一种悲哀和无奈,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进”与“退”的人生旅途中显现的超凡智慧。
儒家文化教育人们“学而优则仕”,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而隐士大多是饱学之士,对儒家文化更是崇拜。儒家文化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所以也就有了隐士们积极参与政治的现象。孔子的积极人生观告诉我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智慧,命运与机会常常青睐于那些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喜欢涉及政治,但多数希望通过“入世”来施展自己的才学,实现自己的抱负。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隐士都试图参与政治,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田园诗人陶渊明曾多次“人世”,先后官拜江州祭酒、刘裕的参军、刘敬宣的参军、彭泽令。浪漫诗人李白也为“入世”不懈努力,由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久居深山的商山四皓在汉太子刘盈的盛情相邀下出山成为他的辅佐大臣,从而巩固了刘盈的太子地位,后为汉惠帝。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在隆中卧龙岗隐逸十年[建安二年(197年)建安十二年(207年)],在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辅佐刘备,后成三国鼎足之势。
二、中国的隐士能否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
中国的隐士能否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在“人世”后能否及时的抓住有利的机会,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张良,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毫州市东南人。张良曾隐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数年,潜心研习《太公兵法》,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策略家。在辅佐刘邦过程中,张良得以大施拳脚。通过“降宛取蛲,佐策人关”、“谏主安民,斗智鸿门”、“明烧栈道,暗渡陈仓”、“下邑奇谋画箸阻封”、“虚抚韩彭,兵围垓下”、“劝都关中,谏封雍齿”不但帮助刘邦得了天下,而且使得汉朝初期呈一派祥和景象。刘邦盛赞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
当然,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无法自保。文人出身的隐者,更多的是考虑下层社会的利益,有着“天下归仁”的情怀,但他们却不能找到或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非议和排挤。如杜甫、白居易等。当隐者的政治观和其他政治观一旦发生碰撞。败走的就往往是这些隐者,这样一来,隐者就只得远离政治,并由此产生和丰富了隐士哲学。
三、中国的隐士能否在政治舞台上全身而退
中国的隐士因个体的差异使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结局迥异。田园诗人陶渊明终因不满时政黑暗,弃袍挂冠,拂袖而归。李白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但是成功亦不乏人,汉时张良,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论功行封时,按级颁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此时的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再次开始了自己的隐逸生活。吕后在刘邦死后,强劝张良结束学道生活,回朝做官,张良听从了劝告。惠帝元年,张良病死,谥号文成侯,终得善终。
所以涉政之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应该保持谦卑平和的心态。张良与诸葛亮等做得较好,在他们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前后,都是谦卑与平和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隐者的智慧。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难看到隐者的悲哀与痛苦,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超脱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既力求保全自身,又要选择自由的个性。所以李白既能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也能够低吟“自古圣贤皆寂寞”。包括李白在内的隐者都明白,选择政治就必须隐藏个性,退隐山林则可能清贫一世。没有人愿意选择第二步,而这种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想人世为官,身居显赫,想为民请愿,为国出力,但他们几乎都是“政治文盲”。中国封建社会相对丰厚的官场学,他们一无所知。秉天而行的性格,只能让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步履维艰,进退维谷,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阿谀奉承,于是,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退却就是一种超凡的智慧,这种智慧保全了中国隐者的自然天性,也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辉煌。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隐者在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过程中肯定会触犯其他人乃至君主集团的利益,一旦如此,他们只得选择退隐山林,寻找他们冷漠的人生终归,他们对政治的叛离并不是无情的,而是无奈的。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其实,这种出世的选择是隐者们不情愿的,他们宁愿跻身于朝堂之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意归隐山林,孤独一世,清平一生。所以,出世是隐者无奈的选择,也是隐者悲哀的宿命。
在进与退的两难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仰天长笑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凝视逝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隐者用这种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荡涤尘世蒙在自己身上的污垢,洗濯心灵的浮华,还原生命的本真,他们不甘愿泯灭个性,依附政治,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带回自然当中,或遗憾,或反思,或洒脱。他们或吟诗作赋,或对酒当歌,只有此时,隐者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这种本真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真的智慧,回归真实的生命本元,归附自然的原始心态,那才是大智若愚的真正人生。因而我们可以说,及时归隐的智慧是一种明智的退却。
古代隐者的双重性格使得自己面临着进与退的选择,不管他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是劳苦奔波,还是疲于奔命;也不管隐者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是悠闲自得还是怡然自乐,懂得如何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懂得如何把握好得与失的度,懂得如何把握好政治性格与自然性格的关系,那才是关键。很多隐者面对涉政时,因为太固守于不合适宜的个性,太过于坚守着某种不合适宜的原则,所以屡屡碰壁。但当他们一旦面对山林,倾听百鸟鸣叫,亲睹花开花谢,天性就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他们也就释然了。他们也明白人生一世,沉浮不定,祸福无常,生死不虞,何不随波逐流任其自然呢?又何必在尘世的纷争中将苦苦的挣扎当作人生的本质呢?不能,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最自然的天性,存在着最原始的文人情怀。
明智的隐者当知进退之由,当知名成身退,明哲保身。这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而且是“大为”。这正如草木枯荣一春秋,生物繁衍一生死,皆为正常之象。然秦之李斯,汉之韩信,唐之陆机等皆没真正理解功成身退之意境。真正的文人政客如范子、张良、刘基等进可辅国,退可保身,既能人世,又能出世,实为明智隐者之典范。
综上所述,隐者涉政,并非不可能。但要在政治舞台上走多远,走多好,就要看他们是否有大智慧。无论他们涉政结果如何,中国的隐逸文化都将因此而更为绚丽。
[责任编辑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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