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土　养土　敬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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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晚清,是对中国传统农耕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耕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天、地、人)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是中国农业从粗放农业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此间伴随着铁质工具的广泛应用。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发展期,主要分为北方旱作农耕的定型时期(公元前221~公元581年)和南方水田农业的繁荣时期(公元581~1368年)。前一个时期,铁农具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同时,牛耕的推广也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犁、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此外,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后一时期在技术上的表现,则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它拥有比华北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涂田、圩田、梯田、架田等),而且多熟种植出现较早,发展较快,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技术的进步(如土壤耕作、育秧移栽、水浆管理、施肥、育种等)。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并逐渐成熟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精耕细作的基础。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架田、涂田、砂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这些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在“精耕细作”的生产观下,以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依托而产生的。
圩田,即在江河滩涂或湖泊淤地上筑堤挡水所形成的农田。所谓架田,就是先在水中架设木筏,再在木筏上铺上泥土,如此以来,肥沃的田地便巧夺天工地生成于水面之上。架田是一种人造耕地,充分体现了精耕细作观念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涂田是开发海岸滩涂所形成的一种农田。但海涂往往含盐分很高,因而涂田开发初期一般不种庄稼,而是先要经历一个脱盐的过程,具体方法是“初种水稗”。所谓砂田,就是用砂石覆盖土壤,减少干旱地区农田中的水分蒸发,以利作物生长,所以有人又称为石子田,此种土地利用方式主要出现在西北干旱地区。
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人们也在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更高效。所以,中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清时期,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
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我国古代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
中国农耕文化中“精耕细作”的生产观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农业环境和土地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精耕细作出现的是农耕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能力得到加强。在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等条件较好,环境容量大的地区,精耕细作的生产观可以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和利用率,而且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也会较小,在很多情况下还促进了土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但在一些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少植被的干旱高原地区,地形起伏较大、易于发生水土流失的山地区域,这一生产观的“定植”在短期之内也会大幅度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但是由于其原有的环境被改变之后自身的缓冲和恢复能力较差,在被高强度利用之后会产生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沙漠化等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精耕细作中的与灌溉农业相联系的过度灌溉造成的水资源过度利用、土地盐碱化和深挖土地造成破坏土地生产力。这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周边区域的土地生产力,甚至使得局部区域的土地生产力丧失。可以说,过分和单一倚重“精耕细作”的生产观和土地集约利用,而忽视对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改变之间关系的深层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可避免走入土地过度利用的境地。因此,这一生产观念在异地大面积推行和传播时,就需要我们思考和推究它对当地环境的危害。从黄土高原大力发展灌溉与水土资源、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关系,以及西南山地区域移植精耕细作生产方式产生的不良后果中,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土地利用“本土文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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