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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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来志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Summary:抗战时期,桂林迅速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城市,其生活水平的变化,是战时大后方城市居民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战前桂林是一个消费水平较低、生活相对安定的内陆小城,而战争却打破了这种平衡,居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战时桂林居民生活水平呈现出多样性、阶段性和下降性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他们所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等的不同以及战争影响和大量消费人群到来所致。
Keys:抗战时期;桂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
K265(67):A:1004-6917(2014)08-0027-06
1937年抗战爆发后,桂林因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迅速成为沦陷区居民和工矿业内迁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些外来人口和新工业的到来,不仅促使桂林的城市生活发生了新变化,同时也使其迅速成为战后大后方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因而研究这一时期桂林的居民生活水平不仅能加深对其战时居民
生活的认识,更有利于了解战时大后方城市生活及城市发展状况。近年来学界尽管对战时大后方民众生活水平有所关注,但专论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对战时桂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消费水平进行重点探讨,以期通过展现战时桂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特征,进一步揭示战时大后方城市居民生活的一般特点。
一、战前桂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分析
战前,桂林是个传统经济占主导,发展相对滞后的南方小城。1933年出版的一份记载该地商业贸易的资料中提到:“近年地方经济困迫,已零落不堪,今昔比较相差一半,以生盐、洋油、洋沙、布疋等为入口大宗,以米、桐、茶、药材等为出口大宗。”[1]这说明此时桂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进口物品种类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出口物品又多为初级产品,基本上无工业制成品出口。而此描述也与桂林在广西经济中的地位基本相符,如1935年出版的《广西省社会调查》中提到:“苍(梧州)邕(南宁)为甲区,其户口最密,物产最丰富,有(广西仓库)之号;柳桂为乙区,经济状况次之,而田南镇南为丙区,人民最苦”[2]。可见战前桂林与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处在广西的中等水平,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小城市。正因如此,战前桂林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也较低,桂林乡间居民的年人均消费只需60元,[3]。,,而在1932年这样的消费就基本能保证居民的生活[4]。同时,[5],,。即使把这一消费与以消费低见称的成都(战前通常五口之家的平均费用仅10-20元[6])相比也差不多。而居城者的消费又是如何呢?因
桂林经济水平与柳州相当,结合当时的记载:“柳州县民生状况:一四两区生活最高每人需七八十元;二三五区次之,每人年需五六十元……”[7]再参考桂林乡间居民年人均消费,大致可推断:1932年桂林城镇居民的年人均消费可能在70-80元左右,,。为衡量此时消费水平的高低,可与当时普通工人家庭收支情况进行比较,具体见表1。
由于民船工家庭月生活费中缺少房租的具体数据,因而为准确统计其实际消费值,参照20世纪30年代桂林烟叶、革履、苦力、、、、[9],,如按此标准,再结合表1数据,民船工加上房租后,,。照此平均方法算出烟叶、革履、苦力、、、、,,。但是被调查的家庭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入不敷出,。由此可大致推测,,底层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消费值应该低于该值。该现象在时人的笔下也有所体现,如“(桂林)服饰……城市则土布与绸缎并行,称各人之财力而为奢俭……城市居民平时以米、蔬、肉、鱼为常品;宴会则惟山珍海味是尚矣。住屋大半用砖瓦,楹柱或用木,或用竹”[10]。此外,因桂林较为便利的交通,“外货输入较多,居民衣服多非本地产”[11]。可见战前桂林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生活相对安逸。
二、战时桂林城市居民的生活情况
抗战初期,物价对广西的影响还不明显,“迨二十八年冬,百物腾贵,粮价开始上涨”[12]。桂林物价受此影响,也开始快速上涨,以其战时零售物价指数为例,从1937年6月到1938年12月,物价变动相对平稳,%;但到抗战中期的1938年12月到1941年12月间,;及至抗战后期的1941年12月到1944年6月间,物价更是出现了狂涨,。7年中,物价指数由1937年6月的96上涨到1944年6月的35043,,且还不算桂林沦陷时期的数据,可见增长之迅猛[13]。在此环境下,桂林的生活消费成本更是飞涨。在高物价之下,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一)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明显。1932年,%的公务员月薪都在21元以上[14],这说明战前他们的整体待遇不错。至抗战爆发,广西当局为规范公务员待遇,于1938年7月通过了《广西各级公务员薪俸表》,其中行政人员分为简任、荐任、委任、雇员四等共16级工资,最高工资为200元,最低工资为18元①。而参照1942年公务员生活费298元的标准,如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1938年8月,,两者相比,即使是最低级的雇员工资,也基本能保障其生活。
但随着物价的高涨,公务员的生活也日渐吃紧,至1941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迩来物价高涨,本省公务员之生活问题,曾经实行发给米津及生活补助费等,以资改善,惟因各地物价高涨不已,公务员生活颇成问题……”[15]为解决公务员实际困难,广西省政府采取了发平价米和生活补助金的办法补贴公务员,并于当年8月通过了《广西省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该条例实
行后,广西公务员每月至少多收入42元(12元平价米加上30元生活费补贴,不包括家属的待遇),增加了部分收入②。同年9月,又规定本省公务人员自10月1日起,遵照中央的规定发给足额薪金,其中月俸200元以下者,每人每月得购领平价米80市斤,201-400元者,可购领50市斤;400元以上者不可购领;月俸在200元以下者,每月支特别生活补助费20元。同时废除之前所定生活补助费,且规定了平价米基本价格为每百斤60元,没有平价米发售时,照市价发给代金[16]。这些政策的施行对公务员的生活困难起到了暂时的缓解作用,但薪津的增速始终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为改变窘境,广西当局于1942年3月出台了《广西省政府及所属各机关暨各县市政府公务员役生活改善临时办法》,规定桂林省属机关员役食米由粮政局直接发售,各县省属机关员役食米由粮政局拨交当地县政府发售;每月职员只准照基本价格购领白米100市斛;各机关公役只准购领白米50市斛;规定食米基本价格为国币6元①,从限制消费方面对公务员生活进行保障。但到战争后期,物价越发高涨,这样的补贴也显得“杯水车薪”。以时任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龙兆佛为例,1942年12月其薪资仅为400元,而1942年桂林公务员生活费消费值高达467元,即使与省级公务员消费平均值相比还差67元,且这只是馆长的缺额,其他一般工作人员的缺额将更大,可见此时公务员生活已经很困难了②。因而其在1942年向广西省政府的请求报告中称:“惟因近来生活程度高涨,各员工生活困难,拟将项结余补助各员工生活,薪资弥补。”③至战争后期,物价飞涨,公务员生活费不断增多,薪资与其差距越来越大,生活更加困难。
(二)文化人生活水平普遍降低。物价高涨,让当时很多避难于桂林的文化人,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由于他们主要从事写作、演出、出版等工作,他们
的生活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如曾在桂林生活的知名作家艾芜时常过着无隔夜米的生活。作家王西彦曾说起此事:“在桂林,经常看见艾芜一只手拿把雨伞,一只手拿个米口袋。这就是艾芜在桂林的生活写照。”[17]又如1941年11月,作家邵荃麟在文艺生活社的一次发言中说起:“文艺工作者生活的没有保障,这现象到一九四一年尤其是严重。”[18]作家司马文森则总结说:“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纷纷改行……”[19]而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活压力对许多文人来说更是一项很大的困难。千家驹先生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来到桂林时写道:“物价一天天上涨,稿费收入和朋友接济始终追不上物价,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的。
我决定只好割爱,把一部分书卖给广西大学图书馆。但是当时生活困难的不只是我这样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业的大学教授,也一样呻吟于恶性通货膨胀之下。”[20]可见战前即便是待遇较好的教授,在面对高昂的物价时,也是备受煎熬。
1942年4月,戏剧家欧阳予倩谈到当时的形势时说到:“许多人呢,有话不能讲,我还觉得,物价高涨,生活日渐困难,也是重要的原因。”[21]唐弘仁在回忆其1942年在桂林三户图书社生活的情景时写道:“当时,《三户》的店员生活十分艰苦,大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多数人都穿陈旧衣服,特别是居住条件很差……”[22]这些当事人的描述,可谓其战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保障作家生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1942年4月还连续召开了3次座谈会要求增加版税、稿费,提高作家收入,以应对生活费的高涨。时任《野草》编辑的孟超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经济生活时说到:“偶尔的感到‘吃的是草料,榨的是奶汁’,未尝不有些惨然。”[23]1942年6月,柳亚子先生
到桂林不久也出现了生活问题:“房东催搬家,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24]谢冰莹在回忆柳亚子先生的这段经历时写道:“他们在桂林的生活非常艰苦。房子在平民区,屋顶漏雨也没钱修理,柳夫人自己每天上街买菜,自己做饭洗衣。”[25]为了养家,柳亚子先生还曾靠卖字补贴家用,谈及此他还调侃道:“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天晓得。”[26]1944年8月,著名作家王鲁彦就是因为贫病交迫,生活困难,最后病逝,为此桂林文艺界人士还发起过捐款。可见战时文化人的生活在急剧下降。
(三)普通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面对高昂的生活费,普通工人更是应对艰难。1941年,桂林市的男工每月工资最高额为360元,最低为24元,普通为125元[27]。参照1933年的状况,,,,,,,,,%-%,据恩格尔系数的原理,可知这些行业的劳工基本上处在贫困和温饱的边缘[28]。,,,相差不大。但随着物价的高涨,到1941年,桂林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为125元,。如果只对比1941年与1937年物价上涨的幅度()而言,,,说明收入的增长远没有支出增长快,要想维持生活都很困难。
战争后期工人生活更为恶劣。如1943年1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6倍[29]。,,%。,%,但在生活费猛涨的情况下,工人真实工资赶不上生活费的上涨速度,生活着实困难[30]。而1944年1月的物价指数比1937年(基期)。如仅参考该值,,对比普通工人的月工资1000-1600元,要想养家糊口很难。即便是广西各工厂职员每月普通待遇1500-2500元的收入,也只能参照普通工人的消费支出,才可能勉强生活下去,否则即使作为“白领”的职员也不能保障其生活[31]。
与此同时,一般民众生活更难维持。据1942年7月9日桂林北附郭乡乡长和副乡长呈报:“兹查乡属四街住民多系流亡义胞,苦无依者最多,值兹百物高涨,生活实难维持,续请钧府饬查前案赏予迅早核发贫民购米证以资体念是为公便谨呈”①。随后8月11日,桂林市政府粮政科收到桂林八桂镇公所镇长的请求函:“……属平民现因米珠薪桂对于生活维持恳请转呈发给贫民购米证,俾得购买平价米以维持平民生活”②。生活日艰的普通难民也是纷纷请愿请发平价米购米证。1943年4月23日镇民周某呈报粮政科:“窃民籍隶武昌,自家乡沦陷,即迁桂居住,现有家属五人在此毫无产业,生活甚为艰困,当兹米价昂贵之时,实无力在市购米维持生活,拟恳钧所府念下困,□赐转请市府发给粮食公店平民购米折俾资救济谨呈”③。同年5月1日培冈镇安庆街街长向粮政科报告难民熊汇苏等所呈情况:“窃难民等均系老弱妇孺向恃讨乞为生,现值米珠薪桂,物价飞涨,谋生无术,惟有束手饿毙而已,素仰均长仁惠一方
敢恳俯予设法救济……”④以上材料充分表明在面对高涨的物价时,平民生活甚艰,只能恳请政府发放平价米维持生活,否则只能“饿毙而已”。
(四)投机商、大地主、特权阶层获利丰厚,生活水平较高。虽然经济环境日益恶化,但在当时的财富分配中,有一部分人还是获益颇丰。如“城市中从事囤积投机的人,往往凭藉其优越地位,在商场上掀风作浪,造成获得暴利的机会,此等人多半是‘似商非商’、‘亦官亦商’,或者挂著工厂的招牌,从事囤积投机的勾当,他们往往利用权势,逃避管制,偷漏税捐,甚至利用公款,走漏消息,而以获得暴利为其唯一目标。也只有此等人的财富可以不断集中,而异乎寻常地享受战时优越的生活”[32]。而“地主豪富因财产较多,收益较丰,享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其比例亦较大,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自当更重,但抗战以来,此辈出钱出力,非但过于微少,且因物价飞涨,收益反格外旺盛,国难日益严重,而横财愈加增多……”[33]这些人在利用投机和特权便利,大发国难财,垄断市场。
同时,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和职务之便谋取私利。1943年5月桂林市政府社会科就曾报告:“查贫民购米证原为救济贫民而设,兹因迩来物价飞涨,米价指数日高,近严查有少数街甲长领得此项购米证红后,仅将少数发给贫民而将购米证大部留为己用俾得中饱,以致大多数贫民之生活无法救济,殊失政府之心意,如不□严查究流弊,以此影响甚钜……”⑤随后的1944年,桂林市政府破获了粮食科一甘姓科员盗卖军粮一案,竟查获其第一批军粮中舞弊量达7000斤,其余未查得数目,不知还有多少[34]。可见中饱私囊者的严重程度。
另外,战时金融业也是一个有特权的机构,它不仅可以管理金融业务,而且还可以进行投资。以广西银行为例,“抗战期间,西药进口困难,售价日高。
广西银行信托部趁机大做西药生意,1940至1941年先后售出西药达380000元”[35]。利润丰厚,所以当时在银行工作,往往待遇较好,“当时进了银行被认为是找到了‘金饭碗’,因为银行工资高,生活条件好”[36]。这一点也可从1942年8月桂林交通银行职员待遇中窥见,如当时一个叫李之柏的新进生月薪金为仅为40元,但其生活津贴、房饭贴、米贴、,①,与1942年一般中等公务员的生活消费值467元相比更是绰绰有余[37]。这说明战时银行业因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其职员生活并未受物价上涨影响。
总之,战时从事投机活动的商人、地主及特权阶层利用自身财富和资源获得了巨额收益,使得他们在战时的生活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
三、战时桂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特征
(一)生活水平呈现多样性。战时桂林城市居民因身份、职业及占有资源的差别,其生活水平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战时工人、文化人、自由职业者等因为其基本不在国家体制内,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性较差,特别是在战争后期,面对物价急剧上涨,他们的抵御能力较差,生活质量下降明显。而公务员生活水平虽也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不断变化,甚至是下降,但因其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每当其生活困难之时,都会出台不同的补贴政策加以保障,相对而言,其受影响较其他职业小。而对于投机商、大地主和特权阶层而言,由于其获利较多,其生活质量基本较高。
。1942年12月,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馆长的薪俸为400元,,两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