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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首饰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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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和佩饰是服装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从服饰艺术的历史来看,首饰和佩饰比衣服渊源更早,春秋战国时期继承商周社会的传统,首饰和佩饰除形式的装饰美和材质的珍贵之外,也带有礼教表征德操和社会等级地位的内涵,至于工艺技巧则发展到更加精美的程度。
(1)笄是固定发髻的用具,原始社会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实物,用木笄、玉笄、竹笄等。据《仪礼》等书记载,女子年满15岁便视为成人,如已许嫁便可梳髻插笄。如未许嫁,到20岁时也要举行笄礼。女子成年叫及笄。
(2)梳篦是梳理头发的用具,也把梳篦插在头发上作装饰,春秋战国梳篦的形状,背部呈圆弧形,身部有对称纹饰。山西侯马出土春秋时人纹陶范中女子的头上插着双角形篦,其背部作弯角形,与商周的梳篦背上缘近乎平直,背正中有突起物不同。故也有人认为是角形冠。春秋战国时期的实物,有河南淅川春秋墓的玉梳、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梳、湖北江陵拍马山和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木梳等。庐芹斋《中国古玉展览目录》所载两件战国玉梳的形状也如此。再往后,梳的形状就向扁长而低的形状变化,梳齿也更多了,更便于使用。
玦小型的玦是古代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耳饰,春秋战国的玉玦,有圆形缺口素面无纹的,有雕琢成纹饰的,有呈柱状加缺口的。中山国战国墓出土有夔龙首黄玉玦一件,广东曲江石峡墓出土有圆廓外4个半月形突饰的玉玦,玦的外形有呈柱形的,有呈椭圆形孔不居中的,有上宽下窄椭圆的。湖南耒阳市一处距耒水600米的山坡上的春秋时越人墓出土水晶玦一件。,那是一种佩玦而非耳饰,象征决断。如《白虎通》所说:“君子能决断则佩玦。”《史记》记叙楚汉相争,在鸿门宴上,范增要楚霸王杀刘邦,几次用眼睛盯着项羽,并三次举所佩玉玦向项羽示意,项羽没有理会。说明秦汉时期仍有在腰间佩玦的习惯。1983年在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早期黄君孟墓出土龙纹玉玦一双。战国时期的耳坠制作已很精美。
颈饰是原始社会就很普遍的装饰,春秋战国时代的颈饰出土不少,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颈饰,其中一件系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组成,其余为〓形器及一小系璧。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绿松石1518粒,均有穿孔,大小不一,装一盒中,又有穿孔骨珠139粒。排作两圈,每隔两排4颗小的,用1颗大的将两排联在一起,串成大小相间、单双相联的形状。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两玉串,大的一串由玛瑙珠、骨珠、玉珠、玉环、玉兽等20枚组成,珠的形状有枣形的、管状的、珠形的、六棱形的、长方形的,都有穿孔。小的由11枚组成,形式质料相同,出土时置于人架胸部。河北怀来北辛堡两座燕国墓,一座出土绿松石串珠264枚,另一座出土1975枚。前墓所出除少数较大外,多数都很小,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且都有穿孔,出于人架颈部。后墓所出除绿松石外,还有白石制成。战国中山国王墓出土玛瑙项链2串,1串222粒,1串74粒,管形。1951年以来,先后在山东曲阜鲁故城,河南辉县固围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玉瑗玉瑗是我国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臂饰,扁圆而有大孔,即扁圆环形。瑗同援义,其孔大,便于二人抓握相援。战国玉瑗形状与新石器时代的瑗的区别,是战国玉瑗纹饰渐多,有些作纽丝纹的玉瑗,肉部中央加厚,两边变薄,剖面如枣核形。纹饰以縠纹和云雷纹为多。也有变化成一条首尾相接的龙形或变化成筒形的。
在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第三期墓出土1件由13颗大小,形状不同的小玉珠和1颗小玉〓串连而成的腕饰,出土时置于人架腕部。
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2件血红色的玛瑙指环,断面呈六角形。玛瑙古称琼,又称赤玉。《说文》:“琼,赤玉也”《后汉书·东夷传》:谓扶余、挹娄出赤玉,扶余、挹娄在东北,产玛瑙,有“玛瑙无红一世穷”的说法。
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人架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春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有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回形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形式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其形制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带钩的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制作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鞓上装一种斗兽纹铜饰牌而用铜鐍扣结。鐍是有舌或有喙状突起的环状物,可用来固定带子。匈奴带鐍在相当春秋晚期的墓中已有发现,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土过圆形带鐍,当中有供穿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尾部有钮孔。这种鐍每条带上只出1枚,其作用相当于带扣。国内外出土很多匈奴、东胡式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铜器)中的透雕带扣,很多都铸有喙状突起和穿带子的孔,这种突起物常因使用损耗而不十分明显,加上透雕的斗兽纹极为繁复生动,因而往往被人忽略,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年代可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东汉。这类革带在用鐍扣结和鞓的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因而是另一系统的带饰。在古代文献中称它们为鲜卑、师比、胥纸、犀毗、私纰头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引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突厥的革带,鲜卑相当蒙古语的〓obar《〓·五爪虎》,因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礼记·玉藻》讲:“古之君子必佩玉。”“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人问子贡,人们为何重玉而轻石,是否玉少而石多?子贡去问孔子,孔子答道:“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guì音贵),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许慎《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sai音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所以统治阶级都有佩玉,佩有全佩(大佩,也称杂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其组合方式,宋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和推测,由于佩制失传已两千余年,至今仍难以定论,郭沫若先生考证了1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于洛阳金村,全长约42厘米的战国金链舞女士玉佩,它以金链贯穿玉质舞女及璜、管、冲牙等组成佩饰。两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鬋,衣长曳地,博带,各扬一袂于头上作舞。冲牙为双首龙形,佩末端悬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制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关于礼仪,举凡奇风异俗必不易采入。此玉佩以蜺龙为冲牙双璜,足征其保守;而以长袖盛鬋之舞姬为双珩之饰,尤足证此种习俗必已成为礼节而失其奇异者也。”(《金文丛考》“释亢黄”)。战国全佩在河南辉县也出土过两件,于玉瑗上悬挂左右两个珩,左右珩下各挂一个璜,中央从瑗上直接悬挂一个冲牙,垂于珩和璜之间。以上出土的全佩,与《三礼图》等书所画全佩形制并不相符。1992年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整套玉佩,与《三礼图》所述差距更远,说明儒家关于服装礼制的论述,很多主观成分。
组佩是将数件佩玉用彩组串联悬挂于革带上,春秋战载也不具体,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战国墓出土10件组佩彩绘俑,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形象资料。是组佩彩绘俑中的4件,其中1件高64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袖口呈胡状,饰菱纹缘,腰悬穿珠,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后背腰束黄、红相间的三角纹锦带,衣襟内露鲜艳的内衣,气度不凡。这组彩绘俑不过是执事人员身份,组佩形制简单,通过它们可以想象佩挂琳琅的墓主人该是何等风光!湖北江陵纪南城武昌义地6号战国楚墓出土彩绘偏衣木俑,在胸部以下左右各垂挂一组玉佩,于玉璜间有方形圆形玉相隔组合。属于组佩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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