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8221916：婚姻的道德与法律《经济观察报》.docx

1916:婚姻的道德与法律
韩福东/文
朱兆桂在1916年春天搬了家。他原住上海公共租界的湖州路,现在搬到了法新租界的福开森路。在搬家之前,他对妻子方氏实施了家暴。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公堂上。
法公堂是法租界的法院。最初,捕房接到署名某洋人的举报函,称朱兆桂无端凌虐妻子,请为查究。捕房为此派人前去调查。因朱兆桂刚好外出,遂将其妻方氏传唤至法公堂。方氏的姑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尼姑,也跟随方氏去了公堂,听候审判。公堂的谳员(法官)姓聂,在朱兆桂稍晚也被讯办在案后,他开始审理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家暴案。
朱兆桂并未否认自己对妻子进行过殴打,但他最初给出的理由是方氏“不贤”,这种大而化之的解释,自然无法令法官信服,在遭到聂谳员的驳斥后,朱兆桂才供称,此前在湖州路时,与做侍者的曹维青同居。4月的一天,他从外面赶回家,正撞上曹维青在他的房间里与方氏通奸,当场捉获。
那个时候并没有微信朋友圈,即便有,朱兆桂也羞于公开此事。事实上,通奸彼时是违法行为,朱兆桂称,他本可将妻子方氏和曹维青扭送公堂,但“实因颜面攸关”,在曹维青跪地磕头求饶的场景下,遂将妻子“略殴数下”,同时将曹维青“放去”,对外则“隐忍不言”。
考虑到如与曹维青继续同居一室,难保奸情不再重演,朱兆桂在4月下旬就搬到了福开森路。他认为,所谓的洋人举报信,是曹维青所捏造。
既然殴打方氏是在通奸现场,按理不会有第四人在场,所以朱兆桂的这个说法极有可能属实。而方氏也供称,她与丈夫素来“和好”,当日并未与曹维青通奸,而是曹自己闯入她房中,强行发生关系。被朱兆桂撞见后,曹维青磕头哀求。方氏表示并不控告丈夫凌虐,至于举报函是何人所写,她表示不知。
曹维青由此有了强奸的嫌疑。曹谳员最后判朱兆桂退去,不追究家暴责任,方氏则被“管押候提”,同时传讯曹维青到案。案情发展已从家暴案成功转型为通奸或强奸案。在100年前的那个春天,空气中同样弥漫着潮湿欲望与荷尔蒙飘散的味道。无论在传统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途中,还是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互联网+”时代,性的蠢动都是社交场景下最为隐秘而又赤裸的狂野存在。
1916年的偷情,有其独特的交易和展示场景。不会有微信朋友圈的示众,也不会有微博的质问和串联,但其他土法炼钢式的示众与串联同样存在。如上海滩朱兆桂案所揭示的,案发后,会有各种博弈产生,无论是暗地里的举报,还是公开推卸责任地否认“通奸”。在
人类进化史中,始终没有找到最为有效规范性欲的道德与法律尺度,而就是这个暗流涌动的肉身自我规训失控图景,构成了人类繁衍生息长河中最为诡异暧昧的画卷。
一
朱兆桂案过后不到半年,上海法租界公堂又接到一个案子。这次并非第三人举报,而是当事人直接控诉。
原告叫陈远吉,被告是他续娶的妻子沈氏和一个叫韩阿七的二房客。陈远吉称,二房客韩阿七先与沈氏通奸,而后“奸拐”了沈氏,卷走他价值480洋元的金饰衣服。他已将沈氏拘获,请求公堂补缉韩阿七追赃,有在韩阿七家中搜出的沈氏衣物为证。
包探将韩阿七拘拿到法公堂,在韩阿七家中搜出的沈氏金戒指和皮衣也成了呈堂证物。但在审理过程中,沈氏称,他因被丈夫责打,才出外暂避,将衣服饰物寄存于韩阿七母亲那里,所以这些东西才会出现在韩阿七家中。她并未被韩阿七奸拐,此前也没和他通奸。韩阿七的供词于此相同,他只是寄藏了沈氏的衣物而已,并未通奸。
由于并无“奸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