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怀念和崇敬
在《乌力吉文集》上、下卷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作为这套文集的主编,作为乌力吉的好朋友,我想起了许多关于乌力吉的永远难忘的值得回忆的往事。
1967年严冬的一天晚上,乌力吉给我送来他刚写完的一篇小说,让我看看。我说:“老兄,现在是什么时候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整个文学界都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谁都不敢写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却来劲了,写起小说来了。我本人也因出版过一本诗集,也被说成文艺黑线人物,我哪有心思看你这个东西呀?”乌力吉笑了笑说:“哪有那么多文艺黑线人物,特别是你,成分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写的东西也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活。我相信,这种混乱局面绝对不会继续下去的,乌云很快会被吹散的,阳光总会照亮世界的。”
“那也得等一等呀!”我说。
“等什么呀,我的创作灵感来了嘛,来了就写出来嘛!”乌力吉又笑着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但爱好文学创作,而且非常执著。
1992年10月,乌力吉参加中共第十四届一中全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很快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诗给我。我看后觉得不错,既有感情又有意境,以描写一片红叶来象征性地表达自己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强决心。我说:“很好,我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第二天,他从呼和浩特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老特,昨晚我在火车上推敲了很长时间,我那首诗的那个字还得改过来,这样能更准确更完美地表达我的意思。”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但爱好文学创作,而且非常认真,连一个字都不放过,反复推敲,精雕细刻。
1997年,乌力吉出版了诗集。我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其中一些古体诗,例如《额尔古纳河》使用了《满江红》的词牌;短小精妙的《龙庆峡》使用了《十六字令》的词牌;还有的作品是日本俳句形式。但他没有标注词牌。我问乌力吉为什么?他回答说:“我爱写词,但我的古文功底不够深厚,格律和平仄方面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些作品都当做‘古体诗’来处理了。”我这次编辑这套《文集》的时候,尊重他生前的意愿,把所有的词牌名称也没有标注。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但爱好文学创作,而且非常谦虚、谨慎。
诗是什么?诗是诗人直接抒发自己思想、情感和理念的一种文学形式。乌力吉的诗也不例外,全部都是抒发他思想、情感和理念的诗,而且语言精炼、优美、和谐、押韵,读起来不仅真实亲切,而且有节奏感和音乐感。
1999年,乌力吉患重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我每周都去一次医院看望他。每次见我,他都很高兴,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事。他除了谈国内外的大事,谈内蒙古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情况外,还谈诗歌、谈散文、谈小说,甚至谈当时的文艺动态或文艺思潮,但他绝不谈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期间,也坚持创作,长的写不了,小说、散文写不了,但他写了很多诗歌。我拿来,分别转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的编辑,让他们发表。这一时期,他写的诗歌,乡情亲情友情题材的比较多,反思题材的比较多,如:《静湖》《苍子》《银杏树》《回家的那一年》《第一个圆月》《白雪》等。这些诗虽然比较伤感、比较沉重,但感情真挚、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意境优美。《人民文学》原主编、诗人韩作荣曾说过:“乌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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