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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
安贞元
作者简介:安贞元,山东滕州人,1955年11月生,历史学硕士、副教授。1975年10月参加工作,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惠州学院电子科学系党总支书记。承担过原国务院农研中心、青海省科技局、广东省教育厅、惠州市、惠州学院的科研课题,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及思想政治教育。发表论文及参编著作20余篇(部),代表作有专著《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论文《中国古代政治因素反作用的三种关系》、《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逻辑道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转换模式(1919-1949)》等。
内容摘要: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有人用“‘天堂’挽歌”、“人民公社狂想曲”、“辉煌的幻灭”、或“告别理想”等词汇来形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挫折,这表现了一种义愤和激情。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科学,充满理想不是过错。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一些看法,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公社”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世界各地普遍经历了农村公社发展阶段。在英国、德国、法国、瑞典、俄国、波兰等国,曾长期保留农村公社形态。在亚洲,从印度次大陆到爪哇岛,都有农村公社的遗迹。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当殖民主义入侵时,不少土著居民处在农村公社发展阶段。在中国,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保留着比较典型的农村公社,地处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仍处在农村公社阶段,或者保留其残余形态。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合理性,这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民性。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时,当中国仍然是“以农立国”时,当大同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时,他们没有理由不可以、不应该去追求那种大同理想。正是这种人民性使公社的思想、原则和形式同社会主义相联系;正是这种人民性,使它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开展起来,使古老的公社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只不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追求这种理想的人们越真诚、行动越坚决、规模越大,它的悲剧色彩就越浓厚罢了。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基础上兴起的。解放之初,要不要立即开展互助合作化,要不要将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要不要削弱私有基础直到否定私有制,在党内发生了争论。焦点是,不通过生产工具的变化,仅仅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能否动摇私有制基础,搞半公有制的合作社。毛泽东认为,个体小生产农业能像工场手工业“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那样,“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党内经济权威陈云后来在谈到农业增产问题的时候,曾列举出几项增产措施:水利、开荒、合作化等。他说,最有效的是合作化,可以增产10%。这个说法符合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因此,在当时要阻止互助组向合作化的方向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民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判断是正确的。刘少奇认为
“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心。”所以,1953年与1952年相比,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下降了05%。
多数农民互助合作的不积极,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希望摆脱贫穷的经济地位。当他们听说互助合作化是使他们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时,他们马上就从不积极变为热烈响应。再加上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这就需要农村与之配合,使其纳入有计划的轨道,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