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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般人而言,知道“吴哈〞这个名字,大概就是由于他上世纪
年代写下历史剧?海瑞罢官?,他由此落难,“文革〞中在北京副市长任上遭伤害含冤而亡。按理说,这样的形象,仿佛应当获取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怜悯和尊敬。但是,在一些学人的回忆中间,吴晗表现出的倒是别的的形象。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师友事迹甚详,此中仿佛唯一关于吴晗不大满意。书中记录了吴晗的三件旧事:一是为了当“二房东〞赚大钱,吴晗把租住自家房子的何兆武的姐姐赶了出去;二是
“跑警报〞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不慌不急,拿着拐杖,踱着方步,朝防空洞走去,而吴晗一听到警报,总是魂不附体、趔趔趄趄,神色都白了,学者风范尽失;三是开学第一次考试,吴晗就弄得何兆武他们全班同学都不及格,仿佛是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并且,依据何兆武的回忆,吴晗“精英意识〞实足,经常当众埋怨:自己身为教授,回家居然要亲身取水。
老实说,读到?上学记?中的这些回忆,一笑之余,也难免为吴晗含冤。上述的一和三,不如视作生计和性格使然,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至于警报声起、敌机回旋,闪避者神情慌乱,也是人情世故。
梅校长的风范和心理素质自然让人敬佩,但说吴晗“学者凤度尽失〞,我感觉是言重了。但是,由此也难免推测,在?上学记?中,即使对
于政治上很是“谋利〞的冯友兰,何兆武也是褒贬互见,但是他为何唯一没有给吴晗留余地?
其实,对吴晗有怨气的还不只何兆武一人。建国后谨守“默而存之〞的钱钟书,提及吴晗来也不无微词。据余英时回忆,1979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接见美国。抵达当晚吃自助餐,余英时与钱钟书及费孝通同席。客人们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和诬陷。
余英时写道:“默存先生也说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并且都是名闻国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凄惨遭受,有人说了一些前因结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整起他人来不也相同地无情得很吗?’(马虎这样)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显然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那么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顷刻间,大家都不张口了,没有人再连续追问下去〞(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由此看来,问题的焦点很可能集中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上,从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吴晗的两个家属被划成右派,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却预料以外的“左〞。上世纪50年代,钱钟书与何兆武均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处是反右的重灾区。所以,
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何与钱关于吴晗的议论(希望早日读到何兆武的?上班记?)。这些不快乐甚至是悲伤的经历,大概也形成了某种“后见之明〞,让何兆武的回忆,在半个世纪后发生了有意无心的颠簸。
关于吴晗在建国后的表现,苏双憩和王宏志的?吴晗传?给出了这样的解说:其一,吴晗自从1943年参加民盟以来,对共产党、毛泽东十分敬重,从无二心。反右派斗争是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他只有拥戴。其二,1957年,吴晗方才入党,一定经受这场重要政治斗争的考验。
?吴晗传?写道:“这是属于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很难揭穿。吴
哈的亲兄弟吴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吴晗是个有感
情色彩的人,对此,他固然是十分痛心的。但他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
扩大化的问题上去,他只好愧疚他平常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造成这
种心理,依旧是出于他对党和毛泽东的相信。〞所以,?吴晗传?用了
“真挚的人犯了真挚的错误〞这个题目予以论述。
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仿佛是“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上世纪50年代批评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显现了人性的另一面。众所周知,关于吴晗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最深的是胡适。他的?胡应
麟年谱?获取胡适的欣赏,被胡介绍到清华大学读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1932年暑期,胡适在?大公报?和?礼拜论文?专栏撰文,特别夸赞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的勤劳努力和突出成就,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胡文在青年学生中“纷纷议论,引起了注意〞。以胡合适时的名誉,给吴晗这样的议论,殊为不易。解放后,吴晗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致立场根本上都是胡适的弟子。〞
在当年批评胡适的暴风暴雨中,胡适许多留在大陆的朋友、学生
都写了文章,有的人还不只写了一篇。但是,我在翻看三联书店第一版
的多卷本?胡适思想批评?时,发现目录中居然没有吴晗的名字。按
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地址,吴晗仿佛是最有“资格〞写批评文章的。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可以想
象的压力。惋惜我关于建国后的历史认识甚少,无从得知他当年是如
何“过关〞的。但是,谢泳说的大概不错: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
有过错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知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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