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乡 融不进的城.doc

回不去的乡融不进的城
在乡与城之间,他们一度怀疑自己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家乡似乎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乡,而城市落户难、房价高的诸多现实因素又将他们牢牢地定在“外来人”的标签上。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身份标签,努力缩小乡与城的距离,却发现家乡是回不去的记忆,城市是可能融不进的未来。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
2011年1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并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生活在城市,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在呼和浩特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韩叔女儿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
“与城市无关”。
劳动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
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这个年轻人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