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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植物园改造生涯
反映溥仪传奇人生的影视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影片的后半部分,英若诚扮演的战犯管理所所长被游街批斗,溥仪感念所长的教诲和帮助,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说:“你们弄错了,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红卫兵昂首问道:“你是谁?”溥仪迟疑片刻,回答:“我是一个园丁。”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台词,新时代已彻底改造溥仪的身份,他终于当上渴望已久的普通公民,也体会了人微言轻的无力感。其实这段情节不尽符合史实,1966年,溥仪已结束在植物园的“劳改”,他当时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但他确实始终以园丁身份为荣,香山植物园园丁是他获得特赦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他意义非凡。这份工作帮助他抹去小皇帝标签,实现了从战犯到劳动人民的过渡,离开很久以后,他还经常回去伺弄花草,常对人说,植物园是他的家。
前一段时间,溥仪在植物园的“家”因长期用作库房引发关注。溥仪当年居住的宿舍仍保持原貌,有市政协委员建议管理单位应尽快腾退旧居,把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照片、资料、劳动工具等集中展示,帮助观众了解历史。

游览故宫“我还得买门票?”
1959年12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特赦意味着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台下人人翘首以盼,唯溥仪心绪平淡。一来他认为首批特赦不可能轮到他,二来父母都已去世,妻子也死的死,离婚的离婚,他无所谓“团聚”,亦无所谓“自由”。这一生不是做傀儡,就是做囚犯,“自由”对于他来说是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时,他还是抑制不了激动,当场痛哭失声。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依照周恩来的安排,特赦战犯要先参加一年劳动,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再安排正式工作。和溥仪一起获得首批特赦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周振强等国民党将领,他们去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栽培果树相比于种麦种稻是比较轻的农活,劳动量和技术含量对于征战半生的将领不在话下,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个连衣扣都不会系、戴着七百度近视眼镜的人能干什么?确实是件麻烦事。

溥仪自幼喜欢看医书,有一点中医基础,想去医院工作,周恩来觉得溥仪看病万一看出事故,会被人上纲上线。有人建议让溥仪去故宫工作,周恩来说不合适,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溥仪在故宫不仅可能影响游览秩序,触景伤情对他个人的情绪也是一种刺激。溥仪在特赦后第一次去故宫,是在沈醉、杜聿明、周振强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成行的,大家都希望他当导游。到了门口沈醉跑去买票,人手一张,溥仪接过门票诧异地问:“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众人一时无语。
沈醉回忆,溥仪确实如他自己所说,闭着眼睛都能在故宫里找到准确路线,他有时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解,但更多的时候低头不语,怅然若失。“故国不堪回首”,定是勾起许多伤心往事。走进御花园时,游客发现了末代皇帝,纷纷围拢过来,溥仪等人只好结束游览。从那以后,沈醉他们再也不好意思邀请溥仪去故宫。
适合溥仪的工作应该劳动量小,又能学到技术和知识,思前想后,周恩来有了计划。1960年春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工作。郭沫若回答:“皇上驾到,当然欢迎。”

也许大家不知道我是当过皇帝的
北京植物园建立于1955年,位于香山公园和玉泉山之间,环境清幽如世外桃源,今天人们游览香山,植物园仍是必去景点。1960年2月10日,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向溥仪等人宣布了工作安排。2月16日,公民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植物园报到,两天前他已经按捺不住来“踩过点”,参观了他的宿舍、食堂和工作温室。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一间屋子,即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改作库房的灰砖房,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进城,如需用车,由工友武宝印负责。植物园流传一个笑话:皇帝最安全,有三“保”(保善、宝安、宝印)。
初到植物园,溥仪心情忐忑,他在一篇感想中写道:“如果植物园的干部和职工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会不会因为我的历史罪恶,对我产生憎恶和歧视呢?”当发现干部职工都对他特别热情关心,他还默默地想,也许大家还不知道我就是当过皇帝的那个溥仪,只当我是一个新调入的干部吧。

溥仪真是想多了。普天之下,谁还不知道宣统那些事儿。他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毕竟还是特殊身份,植物园早就开过全体会议向职工通报,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职工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向他透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