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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
摘要:武昌起义是19世纪末叶以来清国腐朽衰败、欧风美雨西来背景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积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清末维新派、革命派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改良与变革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从方方面面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型,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领域概莫能外。就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在思想观念、音乐理论、音乐教育、创作实践等主要领域共时性产生新的萌芽并不断丛结成长而言,辛亥时期可谓是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期。文章试图通过对辛亥时期音乐文化发生嬗变与转型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梳理,力求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新音乐文化滥觞期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
关键词: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嬗变;转型
中图分类号:J60-053 文献标识码:A DOI:-

作者简介:冯春玲(1977~),女,文学硕士,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济南 250002);冯长春(
1971~),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广州 510631)。
收稿日期:2011-07-27

著名学者金冲及认为:
“辛亥革命的意义被一代代人低估了”,“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多少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多少周年,但是辛亥革命的纪念往往成为学术界小圈子里的事情”。[1]
金冲及指出的“辛亥革命的纪念往往成为学术界小圈子里的事情”无疑是长期以来辛亥革命之纪念与研究的一种窘境,但在音乐学界却连这种“窘境”也没有。检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就会令人失望地发现,辛亥革命对于音乐文化的意义几乎从未被当作一个重要的音乐史学问题加以关注和思考,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至今付之阙如,一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也从未将辛亥时期的音乐文化列为专门介绍的章节。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成立与中国音乐文化关系的研究已然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盲点。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而革命成功的武昌起义,是19世纪末叶以来清国腐朽衰败、欧风美雨西来背景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积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清末维新派、革命派对中国社会的种种改良与变革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从方方面面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型,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领域概莫能外。就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在思想观念、音乐理论、音乐教育、创作实践等主要领域共时性产生新的萌芽并不断丛结成长而言,辛亥时期可谓是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滥觞期。

本文试图通过对辛亥时期音乐文化发生嬗变与转型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梳理,力求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新音乐文化滥觞期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所谓“辛亥时期”, 其狭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夜的武昌起义和此后中华民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时期;其广义则是指自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至中华民国成立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单元。本文所论辛亥时期即取其广义,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对封建音乐文化的批判
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总是深刻反映或预示着实践领域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重大变革。辛亥时期新音乐文化兴起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音乐思想的吐故纳新。晚清之际的音乐思想领域,其基本情形依然是天朝帝国中华礼乐观的固守,如王韬所言:“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之制,无不由此而流传及外。”[
2]在曾游历欧洲的王韬头脑中,如同天下以大清为中心的冬烘观念一样,中华音乐文明也被认为是世界音乐文明的中心,从中不难看出其对几千年来礼乐制度的由衷的推崇之情。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古代音乐文化的批判开始萌芽:“今夏人疲癃矣!古之?舞,既以神怪,不宜于民事,其?辟折旋,节度亦失……若古之为《韶?》、《象?》者,待事而作,于生民不为亟。”[3]章炳麟对僵化的古乐已无助于“宣导滞著”之作用和对社会音乐现状之不满的批评,虽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但对被古人奉为圣贤之作的庙堂之乐的大胆质疑与指摘,却是近代国人最早对古代音乐文化提出批判的先声。
此后,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与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兴起,这种批判之声日渐壮大,旧的音乐思想不断遭到撼动,新的音乐思想正破土而出。清季末年,对古代音乐文化发起猛烈攻击的革命性言论,当以1903年匪石发表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为代表。文章通过对传统音乐文化四个方面“绝大之缺点”的批判,即“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不能利用器械之力”和“由于无学理也”,对旧的音乐文化基本做出了全盘的否定。其结论更是振聋发聩、发人所不敢发:“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
4]以西乐为本彻底改良中乐,其根本出发点并非西乐本身所不同于中乐的表现形态等美学特质,而在于西乐能够力避匪石所总结的中乐的上述“绝大之缺点”――“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