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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数学建模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已开展了22年。在教育部的悉心指导下,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的精心组织下,数学建模竞赛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人数逐年增加,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规模最大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这项学科竞赛活动给学生提供了全过程亲身体验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激励学生发挥创造力,通过团队合作参与竞争,同时也促进教师对数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思考与研究,对推动高校数学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参加数学建模课程教学已有10年,我想通过我的经历与大家分享数学建模带来的快乐。
一、我的学习经历
自1961年到1967年,我在福州实验小学学习,实际上只学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学五年级就停课了,六年级根本就没有上课。妈妈问我,“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啊?你现在小学都没读完,你自己接着读吧”,所以我就自学小学六年级的课本。上小学时,我的数学、语文成绩都在平常水平。我很粗心大意,经常会被老师叫去改正数学作业,如2+2等于5,老师会说这算错了,再写一下。但当我自学时,就没有人来批评我做得对还是错。每隔一段时间,我告诉妈妈我看完了什么内容就行了。我自己读完了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这时开始复课闹革命。1968年9月,我们到实验小学去拿证明,证明我在这里读过小学,按照街区划片我就上了福州一中。现在的福州一中可不好进,但那时没有考试,进去后也不会正式上课,教师不敢讲课。工宣队说,按毛主席的教导,
“兵教兵”,于是我就开始上台讲数学。当时给我一种自信,就是对数学学习不再头痛。
1969年,我随父母下放,从福州到了上杭县。我们家下放的旧县公社在才溪乡边上,就是毛主席写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地方。1970年1月,我到县城一中读书,读到1973年1月就算毕业了,所以初中、高中共六年,实际上我就读了三年。好在下放时,人家都在卖家具、卖书,我妈妈就让我们去捡了几本初中、高中数理化方面的教材,包括高考复习教材带在身边。那时真找不到其他的书,手中这些书就是最好看的了。我对物理、化学也很喜欢,但是缺乏实验设施,唯有数学好读,不需要做实验。在县城一中读书时,我们虽然也经常下乡学农,但比在大城市好,教师还能正常上课,学校还组织过数学竞赛。
到中学毕业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当时的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就有个愿望,要争取读书的机会。我在生产队里当仓库保管员,晒谷子时,150斤的担子得挑起来。刚开始?风车,我根本?不动,没有力气将二道谷,就是瘪的谷子摇出去,于是?一遍不够我就?两遍,特别卖劲儿干。两年的农活干下来,我的体力上去了,身体也壮实了,1975年如愿以偿地到三明师院当了工农兵学员。其实,当时我特别想学计算机,因为在中学时,有位教师给我们介绍了计算机,在计算机刚刚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那位教师曾在福州大学研究计算机。可是,当时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我没有上成福州大学,结果就到了三明师专去读数学。但到了三明师专,头一年基本上就没学什么,因为工农兵学员是推荐上去的,数学基础太差,只好先补学中学数学课程。好在第二年来了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教师――彭仲庆老师,他带来了复旦大学的教材――《数学分析》、《解析几何》和《概率论》。他给我们讲极限论,还让我接着讲实数理论,这给了我一个锻炼的机会。之前,数学在我的脑海中就是做题,看完前面的章节后我就会看习题,认为学数学就是做习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时我才开始了解数学的逻辑架构和理论体系。就像每一位数学专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样,都要经历迈进高等数学门坎的磨炼,当时的困难是只有一本复旦大学的《数学分析》,那时又没有复印机,于是我们晚上就到餐厅去,两三个同学围着那本书学习。幸好有那本书给我打下的一些基础,后来恢复高考,1978年2月,我就开始给新入学的77届学生讲课,用的教材是吉林大学《数学分析》的教材,到了该年10月,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进修班,第二年又考上北师大的硕士研究生。
二、转向应用数学
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就这样走上与数学相伴的道路。数学研究和教学是需要功底的,我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做出很大的努力来充实自己。1993年,我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特别是出国进修访问的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看到我们国家和国外的一些差别,产生了一种想追想赶的欲望,希望中华民族在我们这一代的努力下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影响了我的研究兴趣。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荷兰进修时,我的指导教师――Odo Diekmann是生物数学界的著名学者,在微分积分方程方面做得非常好,在生物方面也是专家,曾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学系和莱顿大学生物系任教授。他教我在做微分方程分析推导时,要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