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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毋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电影界唾沫与票房齐飞的事儿不止一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是一例。大家伙儿个个痛骂狂批,但还是一窝蜂掏钱进影院去看。一位美国学者跟我讲,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铁见一年轻人大模大样看色情杂志,他提醒年轻人不该看这个,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看这个,看什么?”
难道大家伙儿只能像这个年轻人,注定只配看这个?
好在有了《蜗居》,让大家眼前一亮。剧作本身有很多硬伤也很矫情,但这倒是近来难得的一部稍稍反映了水深火热的“房奴”生活的作品,并非只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此剧令人觉得当今影视似还有希望。
但仅凭一部《蜗居》无法挽救当今影视。整个当代文学和文化都处在某种困境中。

躲避崇高

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这话起初颇引起一帮中,纷纷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犯了德国中心主义错误,认为顾彬的言说是一种霸权话语和他者的偏见。
然而,媒体后来澄清,顾彬没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而是说棉棉、卫慧的作品和《狼图腾》等是垃圾,于是大家也就当下释然,露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神情,颇像阿Q终于保住了自个儿的面子一般。
其实,还需人家指出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困境咱们自个儿不清楚?这不是说人家几句霸权话语或他者偏见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为有了已人膏肓的病症,我总结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当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贾平凹的《废都》就知道了,里边的大作家庄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个档次上了,庄之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真事,文化不过是那么回事儿,根本上来说就是人利用文化获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旧衣服那样丢掉。《废都》去年再版,有批评家就说,庄之蝶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差没上百家讲坛了。

这跟法律在中国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讳:“法律是啥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一妓女,谁给钱就给谁服务。”当年王朔说得绝,作家即写家,是一码字儿的。有人干脆提出“下半身写作”口号,文学和文化也就一俗到底。不信就欣赏一下当代诗人赵丽华的“名”诗:“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写这样诗的人,心目中的文学和文化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
今天的文坛还能找到海子和路遥那种对写作对文化的态度吗?他们的猝死连带着把那种神圣、崇高的写作态度都带走了,从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这两个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写作和崇高写作的祭日。1992年后,文坛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么高明的玩家们的天下,“躲避崇高”俨然成了当代文人们的座右铭。

人性的荒凉

第二大病症是当代文人在人性论上的浅见和短视。
文化关乎人,文化的内涵取决于文人们对人性透视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论上肤浅,不可能产生大作品。不幸,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死穴”,他们把复杂的人看简单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尔扎克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先得成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坛上多的是写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以电影为例,中国的当代电影似乎都中了病毒,一个劲儿玩弄技巧,一个劲儿揭露人性的黑暗,一个劲儿陷入“欲望叙事”的圈套,导演在比赛谁更会弄特技,谁更会砸钱,谁更“狠”,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看他早期电影,还是有人性的,越到后来越只剩下了兽性,一边讴歌原欲,一边让你在欲望前呕吐。盼望在哪里?没有。看完了这些电影总觉得内心一片悲凉,没有出路,没有亮光。看电影就是找难受去了。
中国当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人和人之间一定就会像动物一样相咬相吞。我带着极大盼望,细读刘震云隆重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也还是看中国电影的感觉。作家想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的可贵,但看来看去,你只看到朋友意味着凶险,爱情意味着私奔、背叛,越看越荒凉,越看越黑暗。

文学当然应该揭露人性的狰狞和丑陋,但作家应带着极大悲悯,带着爱心和呼告来写,不能一味恭维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贬斥人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被誉为诗人哲学家,他在《思想录》中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作家和文人们要一面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面激励我们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温暖。这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越来越难了。一个朋友说:“看中国当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