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两岸,哇!.doc

浦江两岸,哇!

朱学勤/口述
施雨华/整理

内环线内,大部分成了外商、高级白领居住、消费、工作的地方。有人戏说,上海出现了三个语言圈,浦江两岸是说英语的世界,内环线内是说普通话的世界,要听真正的上海话,则要到内环线外去找,老市民都搬到城市边缘去了。晚上六七点后,南京路、淮海路,来回走动的都是游客,流动人口、消费人群,不是居民

三只角,一座城

应该说,1949年以前,上海空间上的区隔就很鲜明。大致有这么几块:一个是西南片的徐家汇这个角,是上只角。那是法租界,花园洋房、法式建筑,小洋楼很多;中间一点的地方,杨浦区、闸北区,那是下只角,太平天国以来几次大的社会动荡,一拨一拨移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棚户比较多;还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正南方向的南市区这片。南市是老城区,街道狭窄弯曲,楼房密集,居住空间也比较紧张,保留了晚清以来的一些私人建筑。

我出生在中等的虹口区,既不是上只角也不是下只角,但一直强烈感觉到这三地间的差别。我比较庆幸自己出生在中等的地区。无论是出生在上只角还是下只角,由于人们的不自觉,难免承接所在区域的偏见。上只角的人优越、傲慢、冷漠;下只角的人们社区来往比较频繁热络,更知道所谓人情冷暖,但是他们也有片面之处:对文明社会,羡慕和憎恨两者兼备。
1949年以后,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变化,三只角之间的差异却顽强地保留下来。一直到1992年都很明显。进城以后,党政干部绝大部分住在了徐家汇。那些外国人的花园洋房,大部分住进干部家庭。上海市政府原在外滩,后来搬到人民广场,但市委大院是在康平路,是徐家汇的上只角,四周全是法式花园洋房。还有所谓“三名三高”,名演员名作家名艺人住在那里。
杨浦、闸北大部分是劳动人民聚居,用马桶、烧煤球炉。南市是所谓“小市民”聚集的地方,几代人合住一间房,一个楼里有几家灶具,电灯开关都是分开的,楼梯间里密密麻麻分布着电线。每家人烧饭时只开自己家的灯。这种奇观,所谓“
72家房客”,一直延续到90年代。
那时政府也做了一些形象工程。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50年代曾经营建过两条街,一个叫闵行一条街,还有一个叫张庙一条街。当时是新式的公房,其实就是今天的筒子楼、公寓楼。楼里还是几家人合用厨房、卫生间,但已经摆脱了极其简陋、有失尊严的生活。这两条街曾是50年代上海的橱窗,外国人来了,总要带他们去参观。但车薪杯水,改善的是少数人,大部分人生活在1949年前搭就的简陋房子里。所以“文革”中工人造反,很多人第一次冲进“走资派”家庭,看到抽水马桶、打蜡地板、沙发、落地台灯,愤恨地发现,原来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差距一直令人惊讶地存在着。

真正大规模的改变,是在1992年浦东开发以后,上海搞大规模重建。80年代从广州到上海,飞机落在虹桥机场,我明显感觉到上海落后于广州。广州那时已经是个不夜城,消费繁荣,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上海到晚上像个巨大的村庄,灯火很早就熄灭,有路灯的地方也是一片昏黄。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情况开始转变。南巡是重新开发长江三角洲的机会,上海是龙头,迅速发展起来。一发展起来就开始大规模的拆迁,今天说来,里面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上只角下只角的百年遗迹迅速改变。下只角居民占拆迁比例比较大,他们开始聚集到新的地带。新式公寓卫生条件、独家独用的设备等等大大改善,上只角下只角差距明显缩短。
然后又一轮移民潮汹涌而来。新移民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较高学历、职业技能的白领阶级,以及台商和外商;还有一类是附近省份的农民工,比较多的是安徽民工,其中女性占了很大比例,做保姆什么的。
前一类移民的居住分布,一个是会买徐汇区置换出来的老洋房,而且要维持原状不变。在老洋房包围下,迅速出现衡山路酒吧一条街,现在已经闻名中外,简直是1949年前夜上海的延续。一到晚上,酒吧茶楼莺莺燕燕点缀着衡山路。至于台商们,很多是1949年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党政人员的子弟。他们从小在台湾听长辈口耳相传,看老电影、听老歌,上海成了他们想象中既有国际都市性又有浪漫情调的故乡。国民党的精英分子最后撤离,就是从上海、从舟山群岛上的船。他们的子弟回来对上海有一种认同感。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关于上海的叙述在台湾发酵多年以后,从一个务虚的话语结构转换成结结实实的投资浪潮。出去的是故事,回来的是热钱。台商们聚集在新建的社区,古北小区。

所以,很多对上海有怀旧情结的老华侨、他们的子弟,从台湾、从美国、从欧洲,来寻访《何日君再来》里的上海,寻访陈逸飞油画里的上海,寻访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他们在外滩一条街、衡山路一条街,寻找他们情感上的慰藉。能找到吗?猛一看能找到的,只不过形似神不似而已,骗骗他们的怀旧情绪足够了。
去年秋天,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