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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梁故事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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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大部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覆盖。在沙漠的南缘,玛纳斯河静静地流淌,一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子就坐落玛纳斯河畔、靠近沙漠的地方。
在这个看着太阳生活的村庄,高秉义家墙上的挂钟已经停摆多年了。
如今,高秉义已至耄耋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仍不无恍惚之感。3年自然灾害时,他从河南老家逃荒到新疆。同行的3个老乡都客死路上,只有他活了下来。
年轻时,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建国后回老家务农。1963年,青黄不接的生活使一家人四散逃荒。在外游荡了4年后,高秉义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挖了地窝铺子”,定居下来。
几十年的日子宛如一梦,直到最近几年,高秉义才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新疆的土地上。不过在生长于斯的高真真看来,偏僻的黄沙梁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中原更像是故乡了。
与高秉义一样,如今黄沙梁的大部分村民都是3年自然灾害时逃荒到这里的。1961年秋天,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金塔来到乌鲁木齐。
那时的乌鲁木齐正在修建中,没有多少城市的样子。在河边拉了一冬天石头,刘亮程的父亲对这个遍地芨芨草的首府城市有点失望,他们在老家饿坏了,想找的是一个有粮有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天寒地冻的1月,刘亮程的父亲拖家带口往前走,最终在黄沙梁停了下来。
“那时,黄沙梁有公社大食堂,有白面大米,能吃到肉,”刘亮程说,“最主要的是,村子四周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有一条在蒙语中意为‘巡逻兵’的玛纳斯河。”
另一位老人李翠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老新疆人”。早在清末,她的爷爷就骑着骆驼带着一家人从甘肃酒泉经过这里,在戈壁滩遇见了土匪,东西被洗劫一空,人便依河而居下来。
年轻时,李翠珍也曾回过甘肃老家。虽然环境气候并无大异,可还是感到不习惯。除了两次短暂的“回乡”之旅,李翠珍的一生都在黄沙梁度过。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熟悉,以至过了
30岁就可以闭着眼睛活。如果你不放心,过上七八年睁眼一看,也不会有让你新奇的事情。
如今,刘亮程还记得父亲形容自己初到黄沙梁时的情景:玛纳斯河畔长满了红柳榆树和沙枣树。那时盖个房子也很困难,先要砍树,把密麻麻的树砍倒腾出地方来。河水在几步远的地方喧腾,可树挡着就是找不见。
“我们在黄沙梁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刘亮程说,“一个偏僻的村落,突然变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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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汉族移民自然形成的村落,黄沙梁除了荒滩上哈萨克族的羊群,看不出太多少数民族的痕迹。刚解放不久,政府曾把少数民族划分到黄沙梁等各个村落,不过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的维族人很快就进城经商了,而游牧的哈萨克族依然骑着骏马、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
黄沙梁的主体是甘肃人和河南人。如同山西人之“走西口”,甘肃人自古把新疆作为移民之地,而进入
1960年代,逃荒而来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河南多涝,甘肃多旱,忧心忡忡的河南人往往择高而居,甘肃人则选择玛纳斯河湿润的谷地架梁建屋。
一高一低,形成均势。尽管同来自汉文明地区,黄沙梁的甘肃人与河南人却有着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在高秉义的印象中,“甘肃人散漫,河南人抱团”。甘肃人一般是举家搬迁,而河南人基本只身前来。
“虽然都是逃荒来的,但河南来的多是穷光棍,”高秉义说,“甘肃人瞧不上俺们。”
在一个只有200人的村子里,两者的博弈也体现在村长选举上。在任命村长的年代,荣膺的都是甘肃人,可改革开放,改为选举制后,河南人便垄断了村长的位置。
尽管如此,融合和遗忘依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并行不悖地进行。仅举生活琐事为例,甘肃人家里坐的竹凳就是河南人的款式和手艺,而河南人喜吃的大盘鸡则要归功于甘肃人的发明。不过,某些传统两者却都已不在讲究。房屋不再有堂屋了,更无人再去记录族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沙梁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更没有人在意
7月5日2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至今,黄沙梁还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饭馆。每逢农闲,村里人会骑上摩托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农垦兵团商店打醋打酱油,添置日用品。
黄沙梁的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直到1987年,村里才有了第一盏电灯,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亦很少有露天电影放映队下到这里。
那时的娱乐是,村里人聚到刘亮程家,听他父亲说书。一盏煤油灯照着刘亮程的父亲,人们围坐在暗处,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部《三国》已不知讲了多少遍,却常常说乱,到后来变成了《杨家将演义》。
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村落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它完全疏离于时代风潮。
问问黄沙梁的老人,你就会发现,这里不缺少历史上任何一次狂热的激情。文革期间,一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