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中国控.doc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可见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民运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民运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独裁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流亡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
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五十有六。

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
?《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