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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学思想问题解析本科论文.doc家庭社会学思想问题解析本科论文(共4篇)

第1篇: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再认识
费孝通是我国社会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文革后他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费孝通有着丰富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调查经历,同时又受教于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通过《江村经济》等著作,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盛誉。费孝通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尤以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小城镇建设研究影响巨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始了一系列的恢复工程,重建学科和研究体系。其中就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来讲,费孝通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在重建社会学人类学的过程中,费孝通也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在中断20多年的研究之后,费孝通重新开始对中国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并结合他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对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且出彩的论断,其中就包括关于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等家庭社会学问题。本文将着重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论述入手,探索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并就费孝通研究家庭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
费孝通在文革之后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之时,陆续发表了多篇对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文章和言论,其中非常重要的有三篇,分别是《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①。这三篇文章(以下简称“家庭结构三论”)逐渐深入讨论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别是从对江村的追踪调查中,更是从一个时间序列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费孝通还在多种场合就文革之后中国家庭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发表了言论,对于早期恢复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并促使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展开家庭社会学研究,影响颇大。
一、家庭社会学的恢复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这本书展示了当时中状态。此后,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文章及专著不断涌现。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社会学学科也不例外,并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在中国开始恢复重建,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也在中国逐步得到恢复。
与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之同时,家庭社会学也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成立家庭社会学研究机构、出版家庭社会学研究专集并展开多地城乡家庭调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学工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5大城市的4000余户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即有名的“五城市家庭研究”[1]。这项研究在家庭社会学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就基本确定了“从经验研究入手这个方向”[2],同时社会学界抓住机会学习了国外能够学到的方法和理论,锻炼了一大批研究人员。而正是这批早期的研究者,在此后家庭社会学逐渐走向正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2年,费孝通接受记者访问时,对中国当时的家庭结构就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国家庭大体可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由鳏寡孤独构成的不完全家庭;二是由夫妻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三是加进一个老人或一些亲戚的扩大家庭;四是由两代夫妻(父、母、儿子、儿媳或者女儿、女婿)以上组成的大家庭。现在是大家庭多了呢还是小家庭多了呢?结论是小家庭在增长。”[3]此时,费孝通关于家庭结构的论断,还处于一个大致判断的时期,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经过革命年代的冲击,中国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由于研究人员的断层,对这个变化的研究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未得到有效展开②。费孝通、雷洁琼等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这个问题及其研究价值,并促使当时的研究人员关注家庭结构的变动。自此,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家庭社会学也逐渐成为社会学领域中十分热门的一个分支。
二、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
改革开放不久,在经历了许多运动与建设后,家庭结构必然发生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不同于费孝通当年写《生育制度》时的情况。因此,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家庭,在新的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而费孝通等社会学研究者的工作必须重新开始。
在“一论”中,费孝通从江村的情况入手,介绍了他最新的调查资料,并着手对家庭结构变动进行探讨。他首先阐述了“家”的观念以及中西对家的不同看法,然后对家庭进行了分类探讨。这个分类开始并非十分完善。1986年根据最新的调查资料,费孝通在“三论”中对家庭结构的分类进行了修正,其主要确定为“核心家庭”、“残缺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四类,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讨论。从“一论”中看,费孝通对江村的资料只是一种质的处理,大体上对家庭的结构作了分类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