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开乡土情结的农民作家
一个编报纸的农民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了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对此非常地投入,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每逢《黄河日报》
(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
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反动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新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双方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
,总共4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时任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希望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离卦道暴乱事件”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文艺创作组对一些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子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会场上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多数人只知道有个编《中国人》小报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没见过他的面,于是小声询问:“这是谁?怎么像个老农民?”
认识他的人介绍:“他就是搞通俗文艺的赵树理。”
“啊,他人也挺通俗的,像他编的《中国人》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和那些瞧不起的神色,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
,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并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
为农民写作
不久,赵树理发起成立了边区“通俗化研究会”,就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实践通俗化、大众化。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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