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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如何失去,如何找回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清明节到了,城里人都开着车回乡祭祖去了。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又有多少人真的对祖先深怀感恩之情呢?君不见,有头脑灵活的商人还推出了代客祭祖、代客哭坟的业务,据说生意火爆。熙熙攘攘的墓地里,比轿车、比烧纸、比穿戴,透着一股越来越浓的钱味。
近年来,社会心态浮躁。仓廪空虚的工人农民固然不太知礼节了,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高官厚禄、腰缠万贯的人怎么样呢?贪污腐败、盗窃国资、侵占扶贫款、抗洪款、拖欠工资、纵容矿难、操纵舆论、制造泡沫,一样的“放辟邪侈无不为也”!
我就想到了父亲。他这一辈子,逢祖必祭,虔诚有加。父亲也有私心,但他会不会用坑蒙拐骗的方式去赚钱?肯定不会。如果父亲有权,他会不会想着赚一把就跑,到国外去逍遥?肯定不会。父亲做事情,上对得起天地良心,列祖列宗,中对得起亲戚朋友,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此前提下,他才会追求个人利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正正当当地挣钱,清清白白地做人。我观察父亲的心态,困难时期没有多少抱怨,日子好过了,高兴但绝没有得意忘形,仍然勤俭持家,从不挥霍浪费,而且愿意接济亲朋好友。父亲是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是不是读过很多书?没有。父亲虽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基本上做到了。

是什么塑造了父亲的品格?当父亲跪拜天地时,他会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当父亲祭祀列祖列宗时,他会不会懂得自己只是家族传承长河中的一段,会不会产生对子孙负责的真切想象?当他敬畏天地,尊敬祖宗,爱护子孙时,他就有足够的心胸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会有足够的仁爱去关心亲戚朋友,关心邻居,甚至陌生人。
我了解父亲。尽管父亲长在红旗下,但对新社会教育的印象不深,缺乏阶级感情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也不能像雷锋那样公而忘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社会的人都像他那样能够对天地、对祖先有敬畏之情,对家庭负责,心态平和,脚踏实地,在社会道德和舆论允许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今天社会绝不会糜烂、浮躁和自私到如此地步。
我印象中,在家乡,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祭天地、祭祖先。也许,绍兴乡下的祭祀风俗之浓厚在全国是领先的。就我从小至今对周围亲戚朋友的观察来看,与其说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学校课堂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如说是逢年过节的祭祀活动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个推论首先是令我自己吃惊。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祭祀的意义完全被党的教育冲销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既不相信天地有灵,也不相信鬼神有灵,历来对祭祀活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你们祭祀是你们信,反正我不信,也不拜,但祭祀完了的菜却是要吃的。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道德水平的高下是和社会变迁、政策调整、宣传教育密切相关的,和祭祀的关系不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唯利是图成了风气,按说,这时候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线,追逐自身利益才是。但是,我注意到,只有少数利己精英才能系统地、自觉地突破所有道德底线。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要经过反复的“思想解放”,才能有所堕落,有所腐败。尽管如此,还是心有不安。不妨承认,在前三十年,不受提倡的祭祀活动为较高的道德水准奠了基。在后三十多年,同样不受提倡的祭祀活动又为社会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烈士之魂,漂零何处
仔细想一想,我们党也是建立了一套新的祭祀体系的,而且有效得多、强烈得多。烈士的事迹感人至深,无处不在。连环画、小说、电影、广播都在讲烈士的故事。烈士的信仰崇高伟大又简洁明了,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在日常生活中,烈士的行为又可亲可近可仿可学,无非是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客观上,这套新体系可以使青少年心胸开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能吃苦耐劳,能锻炼意志,也能增长才干。我就是被这套新的集体的祭祀体系俘虏,而排斥旧的家族化的祭祀体系。

然而,这套新的祭祀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党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鬼魂。过去了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纠缠活着的人。纪念碑只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纪念,想纪念就纪念了,不想纪念就不纪念了,主动权在活人手里。这样做,活人固然有了最大限度的主动权和解释权,但却从根本上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敬畏,可以“肆无忌惮”了。活着的烈士战友在享受特权或享受腐败的时候,完全可以解释说:“打仗为什么啊?为了后代人的享受。我替烈士享受了!”
真按烈士的精神,党的干部就应该实行供给制。五十年代,毛泽东并不情愿实行这种薪水制,但是,党心民心所向,人情世故所系,只能实行新常态,推行薪水制。
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新祭祀体系塑造了烈士和党的神圣性,实际运行中的党却是比较世俗的。世俗的各级领导享受着神圣性光环,拥有着相应的巨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