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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釉里红的红色诱惑

封建帝王对颜色的专制统治,洪武帝朱元璋时期体现得极为明显。釉里红瓷器有着皇家血统,南京明故宫遗址、南京郊区王公贵族墓、北京四中、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等地出土的大量洪武瓷以釉里红为大宗,印证了六百多年前朱元璋对红色的执著追求。
从原始陶器的红、白、灰、黑、绿等颜色开始,到早期瓷器的“南青北白”,到唐代三彩、宋代八大名窑,再到元明清时期的颜色釉、彩绘瓷,中国陶瓷数千年追寻着颜色之美。历代统治阶层对颜色的专制和特殊的审美嗜好,对瓷器的釉彩变化影响深远,如宋代单色釉瓷器的文人化倾向,元代红、紫、蓝、白色的民族性嗜好。明清时期统治者对颜色的控制、限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到建筑小到服饰器用条例繁复,而洪武帝朱元璋正是奠基者。
学术指引收藏是理想的状态,但近二十余年,收藏市场倒逼学术研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洪武釉里红瓷器而言,这一现象极为明显――早在1984年4月,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在伦敦的成交价就高达40余万英镑;1986年11月,赵从衍旧藏的两件洪武釉里红大盘在香港的成交价均超过千万港币,此后洪武釉里红瓷器的价格屡创新高。可资比较的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1986年中国大陆人均496元。
洪武釉里红稀少的存世量,市场上高昂的交易价格,中外公私收藏机构、收藏投资者持续不断的追捧,显然需要学术研究对此有一个清晰的梳理。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相结合,是陶瓷研究的两项重要证据,洪武釉里红瓷器不乏出土、传世实物,唯文献缺乏,洪武瓷普遍无款,导致朱元璋的专制统治与釉里红烧制的关系缺少直接证据,长期缺乏专门研究,使非常显性的问题变得莫衷一是。
“朱”“红”与洪武颜色专制
元代景德镇创烧的红釉、釉里红(唐代长沙窑曾出现少量含铜料的高温红釉陶瓷),到洪武朝放扬光大,但是釉里红之红始终未呈现出纯正的色相,传世品、出土品多数呈现灰、暗之色,显然烧制时温度不够。到永乐时期,红釉、釉里红的色相才达到纯正,惟传世品鲜见。
灰暗的红色并未影响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市场价格,品相完整之器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吸引着人们对其神秘色彩的好奇探究。要想理解洪武釉里红内蕴之义,有必要从朱元璋说起。
《明史》卷一《太祖一》记载,朱元璋“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
[1]文中显然附会成分较多,但对红色、火的着力描写,寓意深刻。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初一,当了三年和尚的朱重八因与红巾军中的“发小”汤和有往来,被人官府告发,不得已投向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2]。这应该是朱重八与红色发生亲密关系之始。
红巾军起于元顺帝末年,北方地区以韩山童、刘福通等为首领的义军打红旗,头扎红色头巾,反抗元朝暴政,有“红巾”“红军”“红巾军”之称,又因有焚香仪式的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组织参与,亦有“香军”之称。红巾军起义很快在南方地区也得到响应。加入红巾军的朱重八改名元璋,字国瑞,得郭子仪信任。郭子仪死后逐渐成为红巾军的重要领袖,并最终统一了南北方红巾军。
现代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朱元璋1368年建立的政权国号“大明”,源于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摩尼教(Manichaeism)。摩尼教崇拜光明,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后称明教[3]。明即光明,元末明教宣?髅魍踅凳溃?能带领人们摆脱压迫和贫穷。义军领袖韩山童被义军推为明王,死后其子韩林儿被推为小明王。小明王死后,朱元璋建立明朝,依刘基所提,定“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日、月为明,朱元璋部下不少出自明教,显然朱暗示自己是明王降世,当皇帝也是顺应天理民情。明教崇拜光明,红色是主要色调。

红色代表喜庆、吉祥,年节庆祝,多以红色为主调,延续至今。以五行推定朝代所属,可追溯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汉代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统治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唐代司马贞《索隐》释为“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P见’是也。?P,土精。”[4]元代统治者重视红色,宫廷建筑以“朱砂涂壁,红重脂胭”,红釉瓷器成为祭祀、陈设赏玩之物。《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规定民间禁用的九种颜色中,五种与红色相关[5]。元代七品以下官服不许近红色,官服按品级分紫罗服、绯罗服、绿罗服三大等级,且规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百姓只准着深暗色服装,“不得用赫黄色,甚至不许使用各种鲜明色彩”。元代皇宫建筑以红色为主,宫门为红色,而百姓大门则不许用红色。
战国齐人邹衍的五行学说,认为天地有五行,人类社会遵循五德(即五行之德)更替。历代帝王建国,均沿袭五德之说。南属火,配红色,朱元璋取明代运属“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