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均公布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档案,前苏联档案更是陆续解密。中国学术界在中苏同盟破裂及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本文拟就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予以梳理和概括。
一、关于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原因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看,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几种重要的出版物中。首先是一批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等等。这些学术刊物都发表了不少与此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其次是一批质量越来越高的论文集。如《二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冷战与中国》、《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等等。这些论文集收集了近十年来相当一批学者在历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有关此问题的论文。第三是在一些著作中也讨论到中苏分裂原因。代表性的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苏关系史纲》、李连庆的《冷暖人生——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等等。在这些著作和论文集中,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及领袖个性层面对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结合中苏关系发展的具体过程,从影响中苏关系发展的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的角度,解读中苏同盟破裂历史进程。
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探讨
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究竟在哪里,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对那些复杂和相互影响的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对导致同盟出现裂痕最终彻底破裂的具体事件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比较强调中苏同盟本身的特点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苏同盟是战略同盟,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或者说同盟至少是靠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纽带维系的。而同盟关系的破裂是在战略利益的分歧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直到国家关系恶化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发生的。[1]他们认为,“中苏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2]因此,战略关系的断裂是中苏同盟破裂的首要原因。
。一些学者比较强调中苏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共同舰队、长波电台、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中苏在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中苏边界冲突等具体事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徐天新著《论1958—1959年间的中苏关系》,从共同舰队、长波电台、台海危机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在1959年10月会议中的争吵与指责入手,认为这一时期是中苏关系性根本转折的关键时期, 总结出两国处境不同、利益各异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深刻根源。[3]一些学者利用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档案和历史文献,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了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的决策、中苏两国的交往协调过程,以及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这些分歧对双方战略合作、核技术合作等等的影响。在分析、澄清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指出,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使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4]而在始于1958年后半期的中苏从对立到同盟破裂整个过程中,围绕核研制问题发生的两国利益冲突起了决定作用。因此,认为中苏分裂的最大原因是苏联停止了对于中国的核援助。[5]而更多数论著认为,1959年夏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的反应,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苏联出于自己外交战略的需要,单方面介入中印边界纠纷,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背离了同盟关系的起码立场,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从而加剧了中苏两国的矛盾。特别是赫鲁晓夫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虽然在客观上拉近了苏印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因此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中印关系”。[6]
关于中苏在援越抗美中的政策分歧这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中苏在援越抗美的决策层次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是非曲直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中苏援助的越南抗美斗争得以顺利发展,是中苏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影响,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的结果。[7]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上面的分析,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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