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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窑址出土器物看五代耀州窑的性质
自从上世纪对耀州窑的大面积发掘工作开始以来,特别是发现了五代地层并出土了一批高档器具后,关于耀州窑的性质及其与明代以来广为传之的“柴窑”的关系便成为古陶瓷界讨论的一个话题。笔者认为要讨论这个话题,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从五代耀州窑出土器物去看其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应从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中探讨它的特点和性质。本文主要是对五代耀州窑的出土器物及工具――陶范作以解析,并根据这些分析来判断五代耀州窑的性质。

一、从窑址出土的“官”字款青瓷看五代耀州窑的性质

目前,在窑址范围内已出土了16件“官”字款青瓷(图1),均为碗和盘的残件,“多仿金银器皿造型,胎为灰色,釉色除纯正的青釉以外,还有淡青釉、天青釉(青中泛蓝)、青绿釉、灰青釉等,施釉时内外施满釉,足上裹釉,用托珠支烧,胎釉结合紧密,釉面莹润,开有细密纹片,釉层有玻璃质感。‘官’字在入窑前刻在碗盘圈足内,字迹工整,制作精细,整体格调高雅,是一种很高档的瓷器产品。”
(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带“官”字款的瓷器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国外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及蒙古喀喇哈林城也有出土,不少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也有收藏,估计有百余件。但要探讨它所蕴涵的意义,我们首先应该从出土“官”字款瓷器的墓葬着手,了解那些使用“官”字款瓷器人的身份,有助于我们认识生产“官”字款瓷器的瓷窑的性质。
从墓葬出土情况看,“官”和“新官”款瓷器的使用者都是一些身份较高的人。如赤峰大营子村辽穆宗应历九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官”字款白瓷碗、盘各2件,墓主人是皇室驸马,并封为卫国王。北京南郊赵德钧墓也出土“官”和“新官”款瓷器各2件,据《旧五代史》卷九十八记载,赵德钧“累官至检校太史兼中书令,辽封北平王,天赞六年,辽遣人诏赐卢龙军节度使”。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官”和“新官”款白瓷共14件,墓主钱宽为吴越王钱
?H之父,钱?H唐末官至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其父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葬于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此时钱?H已吞并了浙东,兼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之地,号吴越国王。刻“官”字款的越窑青瓷双钮罐出土于临安板桥的五代墓中,出土的墓志残留有“……王国功臣,镇海吴随口君墓志铭并序……”等字,吴越国前二代统治者钱锣、钱元璀之妃子中皆有吴姓者,“死者可能是吴越前二代吴姓王妃的亲属”(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官”款瓷器都出现在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及皇亲国戚的墓葬中,其来源应是贡御或是官方定制。
关于“官”字款的“贡御”之涵义,明代立地坡琉璃厂遗址出土的琉璃瓦的瓦头上印的“官”字款也可以为瓷器上的“官”字涵义做一些旁证。据乾隆本《同官县志》(笔者注:铜川原名同官)“琉璃厂”条下记载:“在县东南三十里立地镇,镇出白土可为瓷器,明初救造琉璃厂以供奉秦王府盖造之用。”《明史?列传》卷一一六也记载:“秦愍王?荆?太祖第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中华书局1974年版,3560页)当时,朱?驹?在西安大兴土木,修建秦王府,所需大量琉璃瓦就在现今铜川市立地坡烧造,“瓦唇上还工工整整刻上一个‘官’字”。明代立地坡琉璃厂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