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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剧坛惊魂录
一部从北京文物市场上奇迹般地发现的《杜高档案》,成为近年来震惊我国知识界的一个事件。在我的书案上,现在就摆着这两本书:一本是李辉编著的《一纸苍凉――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版),另一本是戏剧家杜高撰写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版)。前者是一部绝密的人事档案,居然能从防备森严的人事档案库中流失出来,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千千万万读者的面前,揭开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机秘”,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后者是“档案主”本人对“原始文本”的解读,叙述了个人遭遇的真相,他那被蹂躏了二十四个春秋的灵魂,跃然纸上,血泪斑斑!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才气横溢的戏剧家是怎样走向毁灭的。
当我读完这两本书以后,我的心在震撼着,颤栗着,久久不能平静。它不但引起我难以抑止的激动,而且勾起我深深的思考。
我于1961年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以后,杜高早已送去劳改了。但在剧协的老人的言谈中,常提到“杜高”这个名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后来联想起
1957年在学校读书时在报刊上看到的连篇累牍地批判吴祖光右派小集团“二流堂”、“小家族”的文字中,不也有“杜高”二字吗?啊,这才明白了,他是吴祖光集团的一个成员。
我真正认识杜高,是“文革”以后的事。但我只知道他的“今天”,并不完全了解他的“昨天”。我从来不敢问及他的“昨天”,生怕触痛他那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
1979年春,杜高冤案同全反。他很快被调回剧协工作,并委以重任,担任剧协书记处书记。1983至1985年,还兼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当时,我负责出版社话剧编辑室和总编室的工作。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事业、对同志十分热情;对下属宽容大度,总是向人们伸出友谊之手,没有丝毫官家气,善于调动所有同仁的积极性;在工作中显露了不凡的才气和能力。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我对工作是很用心的,舒心的。那些年,有两件事我始终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是,1984年“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评奖。这件事是值得在中上一笔的。
1983年底,中国戏剧家协会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评奖活动,由戏剧出版社承办。杜高同志代表剧协书记处主持评奖的筹备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评委会办公室的具体事务。

这次评奖,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一是严肃认真,大兴民主。采取出版社、专家、读者推荐和评委会评定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有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及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的出版社推荐了参加评奖的著作。评委会办公室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召开了18次座谈会,听取了一百三十多位专家对候选著作的意见。最后,评委会从38种候选著作中以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21种获奖著作。
二是评委会所有的评委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表现出廉洁正派的作风,所有评委没有拿过一分一毫的“劳务费”,为戏剧评奖开创了良好的风气。在评委会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会自始至终坚持标准,不搞照顾,不搞平衡。讲真理,不讲情面。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对每部著作,既谈成就,又谈缺点和不足。实事求是,秉公评选。”遗憾的是,这样的好风气,没有在媒体上宣扬过,也没有对以后的各种戏剧评奖产生应有的影响。
在评奖中,还有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杜高对中青年戏剧理论家的重视。“文革”后,中青年一代戏剧理论家正在崛起,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戏剧新人超旧人之势。他们代表了戏剧理论研究的未来和希望。杜高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发展趋势。首先,他力荐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入选,得到评委们的热情支持。还有田本相
(《曹禺剧作论》)、谭霈生(《论戏剧性》)、叶长海(《王骥德研究》)等中青年戏剧理论家都获得了此项大奖。
第二件事是他在后来的单位分房中的独特表现。在福利分房的年代里,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尽量为自己多争房,占好房,群众对这种现象只能气愤。在“分房大战”的白热氛围中,杜高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他为了解决另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家庭住房的困难,主动把分给他的一套“大三居”让出来,换成一套“中三居”,主管部门因此而匀出了一套“一居”分给那位困难户。有人说杜高太傻了。杜高就是这样一个“傻”人。
写到这里,我联想起了丛维熙写的回忆劳改生涯的一本书――《走向混沌》,那里边也写了有关杜高的一个小故事:在大饥馑年代的一天黄昏,在劳改农场的食堂前面,他看到,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拼命地逃跑,一边使劲往嘴里塞窝窝头。后面一个长着螳螂腿似的又黑又瘦的汉子边追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