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重点已从哲学向经济学转移,市场社会主义的崛起正是这一新动向的具体体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源配置机制问题上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崇尚计划机制而否定市场机制(如激进经济学派),这种观点长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居统治地位;另一派是既重视计划机制也肯定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着重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中找出旨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的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一
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术语最早源于何处尚无从考证,但加尔布雷思()的<波兰和南斯拉夫旅行>(1958年)沃德()的<伊利里亚的企业:工团社会主义>(1958年)、<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和伯格森()的<市场社会主义考察>(1967年)恐怕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并加以系统阐释的历史文献。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一书最早使用兰格-勒纳机制(Lange-Lerner mechanism)这一术语。市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还有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竞争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经过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竞争解决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社会主义()、自治市场社会主义()、合作的或劳动者自治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以及兰格模式、布鲁斯模式、锡克模式等。
西方学者一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既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各有侧重,不尽相同。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着眼于手段(市场机制)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美林德布洛姆()基于对生产的两种最终的控制形式即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因而主要是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的标准,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Market-Oriented Socialism)。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按照决策机构、信息和调节机制、财产所有权和激励机制四个标准,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1)]美国颇具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也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类似的界定。
由此可见,他们所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从所有制性质讲,它主要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从资源配置形式讲,市场导向型资源配置方式起基础或主导作用;从现实经济体制讲则有两种市场社会主义变体,即50至80年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种与资本家、政府或经理人员管理形式的企业和经济有区别的、自我管理的劳动者自治经济(如合作社、工人自治企业),或者是60、70年代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变即具备分层决策和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这两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已夭折。西方学者承认很难找到成熟的市场社会主义典型。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界定的方法论的特点是善于把资源配置形式从社会制度中剥离或抽象出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排除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规定之外;但往往又因此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犯折衷主义的趋同论的错误。因为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的一级本质(生产力层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级本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次)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亦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况且,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鉴其擅长的市场机制及其运作规范和操作技术,正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本质特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两大生产方式最终是不可能共容或“趋同”(Cenvergence)的。
二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时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勃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以及巴黎公社的实践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Sharffner)、洛桑学派的帕累托(Pareto)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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