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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
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而问世,这无论是在宋以前或是宋以后,都是
不多见的。因此,从其产生以来,就为兵家所重视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
并一再刊行,广为流传。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
李赞,称该书是“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①;他认为:只要
“握兵者平时能熟于心,若将有事而精神筹度之,及夫临敌,又能相机而应
之以变通之术”,那就可以建“成凯奏之功”。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
骠骑将军王鸣鹤认为:该书“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②。崇祯间
邹复认为:“以此书教战于昔人,用兵之妙思过半矣”,倘若“神明而善用之,
虽以百战而百胜可也”③。清咸丰间满人麟桂认为:是书“启发神智,或不
无所补”④,等等。从明、清诸多论兵者的这些赞语中,可以明显看出,该
书在我国兵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综观全书,我们认为,《百
战奇略》有如下几大特点:
第一、《百战奇略》是在北宋神宗朝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课本
之后,产生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兵学专
著;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对某些问题有一定发展。
这是《百战奇略》一书的特点之一。明人李赞在《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
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
《孙子》为经”;王鸣鹤在其《登坛必究·辑百战说》中指出:《百战奇略》
各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
目之间”;邹复在《百战胜法小引》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自《计战》
以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从以上所引兵家的评
语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战奇略》与《武经七书》,特别是与《孙
子兵法》的渊源关系。该书所援引的百条古代兵法(即“法曰”引文),有
八十七条出自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而
其中引自《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的达六十条之多,占全书所引古代
兵法总条数的百分之六十,占所引《武经七书》条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可见,
说《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此可以进一步看
出,《百战奇略》“以《孙子》为经”的著述目的在于讲解以《孙子》为首的
《武经七书》兵家经典,并且恰是通过“解经”而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精华。
但是,《百战奇略》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以《孙子》为经”而继
承了孙子思想,而且更在于它对孙子思想还有某些发展。例如,关于速战速
决和持久防御的作战原则问题。《百战奇略》认为,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
胜利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要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战;但在敌强
我弱、敌众我寡,胜利无把握的情况下,则应采争持久疲敌的防御战。这种
能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指导思想,比
孙子单纯强调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速胜
论主张,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个发展。又如,在对待围困敌
人的问题上,孙子主张“围师必阙”(《孙子兵法·军争篇》)。但在什么情况
下,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孙子并没有作具体阐述。因此,既然强调“必阙”,
就意味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包围敌人都必须留有缺口。这种绝对化的主张,
容易导致战争指导上的形而上学,因而实践上极易贻误战机以至遭受挫败。
但《百战奇略》所主张的“围其四面,须开一角”(《围战》),是指在攻城作
战条件下所应采取的指导原则。这与孙子“围师必阙”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
的。在古代攻城技术装备落后,特别是在没有或缺少攻城火器的条件下,单
凭雄厚的兵力使用刀枪戈矛箭戟对固守坚城的敌人实施强攻硬打,往往伤亡
大而奏效小。如果采取虚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诱使敌人脱离坚城固垒,
从而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这样,既可破敌之军,又能拔敌之城。再如,
关于进攻作战中追击败敌问题。孙子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孙子
兵法·军争篇》);而《百战奇略》则主张,对于企图保存实力,“虽退走非
败也,必有奇也”(《逐战》)的敌人,不要匆忙追击,“宜整兵缓追”,以防
中“奇”上当。但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
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指导的思想,比孙子的片面主张,是更加符合客
观实际和战争实践的需要。
第二、《百战奇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而且搜集
和存录了大量古代战争战例资料。这是《百战奇略》一书的又一特点。它搜
集了自春秋迄五代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最早的战例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
期的楚绞之战,最晚的战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