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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苇渡江,大江浩然去
-----禅宗思想确立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影响的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 08570101022 郭海玲
汉魏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了中国内地,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逐渐与中国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相融合,从而得到发展,庙塔遍布,流传很广。佛教信奉佛主,“佛”是修行得道后超出生死轮回进入“涅槃之境”的觉悟者,他能普度众生,拯救万民于苦难之中。南北朝以后,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释迦摩尼被奉为圣人,与孔子、老子并称“三圣”,佛教与儒、道两教并称“三教”,因而佛教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南北朝时,中国有了大量汉译佛经,随着对佛经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形成了许多学派,并随后发展为有各自特色的宗派,禅宗属诸多宗派之一。唐中期以后,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及其僧团组织方式在宗派争鸣中得以发挥其特殊优势,成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宗派,影响不但遍及全国,还远播海外。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佛陀拈花微笑,迦叶会意,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禅宗继承了中国的佛性论,并且把问题推向深入。比如顿悟与渐悟的关系,“唐朝禅宗讲的顿渐关系比道生时期的顿渐关系有所发展,把佛性顿悟说由本体论的“与道冥符”发展为心性论的顿悟理论,把顿悟说看做心性解脱的妙道,由本体转向内心,从本体论的顿悟转向心性论的顿悟。”①
禅宗认为,佛性自在万物之中,沉思静虑于万物。沉思力量就得到了力量,用心体验佛性,就可以“顿悟”成佛,而不必苦苦地读经、苦苦地守戒在苦行中“渐悟”。形式上,对宗教的仪式、清规戒律的要求放松了,实质上加强了对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宣传,把修养方法、认识论和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统一了起来。禅宗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种宗教哲学,它以宗教麻痹人心,教导人们忍受苦难,培养人们逆来顺受的奴化性格。他号召的思想解脱,正是对人们的思想束缚,这在一定条件下起过某些进步作用。禅宗力图把佛性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每个人的内心,引导人们相信个人的顿悟,在后期发展为宗教神秘主义、直觉主义,把人类一切活动,“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作寻求解脱的
‘妙道’,它把‘真如’溶解在自然界里,破坏了其超自然的精神实体;把佛性从西方极乐世界挪移到人们内心,使其人性化,贬低了‘佛性’的尊严;把‘般若’的绝对超越性还俗为‘运水搬柴’的生活琐事,模糊了世间和出世间的严格界限。”②这些观点和思想惟专己见,一遇到另外的机会,为进步的阶级和集团所掌握和改造后,就会完全起着另外的作用,在理论上亦会给佛教带来危机。在古代,宗教神学势力笼罩着思想界的条件下,泛神论经常是宗教神学内部的破坏力量,西方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思想家如布鲁诺等都是通过泛神论从宗教神学的迷雾中自己接解放出来的。而中国的禅宗时代要早得多,是在佛教内部反对贵族僧侣阶级的都掌中出现的,以世俗地主阶级中不掌权的中小地主阶级为其社会基础,主要锋芒指向当权派的豪门贵族、特权阶级。
禅宗在唐代盛行,于宋代仍流行未衰。“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的萌芽,通过酝酿、改造,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程灏、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等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