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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用与人生
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不免要牵涉到文学的“载道”、“言志”问题,也
就是“西洋文学为人生的目标”、“艺术为艺术的目标”的问题。因为载道派
和人生派说文学是应该有作用的,而言志派和艺术为艺术派则又说文学是没
有作用的,是不讲作用的,若讲,就难免染上“功利主义的臭味”了。
我从前对于中国古人那些“文之为用,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
情志于上,大则经天纬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文
学传序》),“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柳冕说)等语,觉得迂
腐难堪,深为头痛。宋代周敦颐更有“文以载道”之说,而其所谓道者,又
不过周孔一家之道,更为讨厌。我的思想逐稍偏于言志一派,也可说“艺术
为艺术”一派。
不过年龄渐长,阅世渐深,才知道“文学为人生”这个目标究竟是不
错的。我们是人类,是人类便有人类生活。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要过得像个
人的样子。所谓像个人的样子,并不是饮食男女之欲的满足,那与禽兽岂非
没有分别?也不是金钱、名誉、权势等等的获得,这类事物,得之不以其道,
便成了社会的蠹虫,人群的蟊贼。人有善恶是非之辨,有向慕正义,渴求道
义的需要,这便是“道义的人生”,也便是“圆满的人生”。文学家所应当表
现的便是这种人生。
现在落到本题了,文学究竟是有作用呢?还是没有作用呢?有一派人
说文学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若说有,那也不过是消极的作用。中国古人说文
章不过是“华国之具”,便是说文学不过是一种装饰品,拿来替国家装装门
面的。因此中国人对文人颇为瞧不起,而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语。希
腊亚里斯多德说文学有“祓除”作用,或译为净化作用。譬如有一个人受了
社会的侮辱和损害,常觉愤懑不平,渴求报复。但当他看了《水浒传》之后,
仿佛他所仇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杀死了,一腔久郁的闷气出了,便
觉心平气和了。这便是“祓除作用”。
英国蔼利斯说文学不过是“精神上的体操”。当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
身体里精力产生过剩现象,每使人感觉不快,必出到户外做筋肉运动,将多
余的力量消耗了才可。人类精神上也有许多不用的分子被我们用意志将它们
严密关锁在心灵的地窖里,开始尚觉相安,久而久之便起反叛——老处女的
性情乖戾,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甚且疯狂者,及性生理抑制过度而生的反
动现象——文学艺术的效果,大抵在调弄这些我们肌体里不用的纤维,使它
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而已。
我个人的意见则主张文学的作用固然是消极的,但仅其一半,或几分
之几。文学作用积极的才居其大半。美国的辛克来说:“一切文学是宣传。”
文学之为物,不管它属于艺术派也罢,属于人生派也罢,只要它写得有意义,
又有优越的技巧相助,直接则对于读者可以发生一种电力,间接则对于社会
可以发生巨大的影响。一个人格的完成与堕落,一个制度的成立与毁坏,一
代政治的变迁与改革,一种主义的传播与遏绝,与文学艺术的宣传往往有极
大的关系。它是一只无形的魔手,巧妙地操纵人类的心灵。它是一股潜行地
底的泉流,储蓄到相当的日期,便会推倒一座高山,冲开万丈的石壁。
空洞的理论不如实例之易于动人,我现在愿意援引几段人所熟知的故
事来证明上述的话。这几段故事我过去写文章也曾引述过,但台湾读者和年
轻的一群未见得都读到,所以将旧调重弹一次,想来也未必有什么妨害。
第一是文学本身之例。从前欧洲各国言语虽各不同,文字则一律用拉
丁。好像中国人口中说的是吗呢呀,而文字则之乎也者;又好像第二次大战
前土耳其人民说的土耳其语,用的则是借来的阿拉伯文字,试问这是何等的
不便?13世纪时意大利出了一位大诗人但丁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主张用活
的言语来著书立说,但他说破嘴唇,仍然没人肯信。后来他因政治上的失败
出奔于外,用意大利方言中最优美,最富于普遍性的脱斯堪尼语言写了一部
包含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的《神曲》。起初也惹起许多攻击,后来大家
细密一研究,觉得活的言语果然胜过死的言语,意大利遂决定以《神曲》的
言语为国语而废弃拉丁文了。英国乔叟和威克利夫以英语为诗文,为翻译之
用;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以德语翻译圣经规定了英德的语言,亦同上
例。又如五四运动时许多先觉之士主张采用白话代替文言,但若不是胡适先
生用白话写《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和其它许多论文,新文学的基础决
不能奠定得这样快。挂起了招牌而拿不出货色,无论你在广告上吹得天花乱
坠,你的店总难开得成的。
第二是宗教宣传之例。佛教初从印度传入时,中国知识阶级激于民族
情感,且以固有文化情力的作梗,排斥甚力。我们只须一读东汉牟融的理惑
论,以及六朝的白黑论、夷夏论、神灭论,便可觇其一斑。后来佛教得到南
北朝贵族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