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所写的有关书的评介的结集。由于我长达年的
编辑工作主要是从事日本文学的研究、编辑和翻译,所以本集所收录的
篇文章,半数以上是有关日本文学的,其中有两篇应属于中日比较文学范畴: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以及《川端康成的〈水
月〉和沈从文的〈阿金〉》。我在介绍幸田露伴、泉镜花、谷崎润一郎、芥
川龙之介、宫本百合子、五味川纯平、三浦绫子、远藤周作及大江健三郎时,
着重写了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不义战争的态度。例如在《在
暧昧的日本——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一文中,就介绍了他在美国《纽约
时报》杂志上发表的题名《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的文章中,曾愤慨地抨
击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毫不认罪的态度。可惜我国倒有些人居然
置民族感情于不顾,曾试图于年秋季在武汉大学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
讨会,从而掀起一股三岛由纪夫热。这些人竟全然忘记了三岛由纪夫是个鼓
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反动文人。幸而由于有关方面及时坚决制止,未成事实。
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方面,日本女作家三浦绫子
和大江健三郎同样旗帜鲜明。十几年前,她曾寄给我一篇题名为《爱国心》
的短文,我把它译出来附在《绿色棘刺》中译本的前言中了。该文的大意是:
由于她经常指出:“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做过残酷的事”,有些日本人就
公然写信给她,说她缺乏“爱国心”。但她认为,敢于出面反对日本发动侵
略战争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在该文末尾她写道:“倘若第二次大战
的时候,全体日本人都拒绝打仗,我们就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也不至于死
去几百万人。当然其他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我们杀害。总之,凡是知
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们,都应该承认侵略就是侵略,战败就是战败。不
过我预感到,这种人在日本日渐减少了,我为之忧心忡忡。”
值得欣慰的是, 年,大江健三郎和三浦绫子分别被推选为日本最受
欢迎的十大作家中的第五位和第七位。这表明日本读者大众也在反思过去,
并对未来做出抉择。
我从小就对书爱不释手。每天放学回家,我往往捧着一本书,边走边读。
幸而那时古城北平人烟稀少,汽车更是寥寥无几,所以从来没出过事,家里
人也不知道。由于在家中也总是闷声不响地看书,父亲叫我“书呆子”。
我在东华门孔德小学念完一年级,任外交官的父亲就把六个子女都接到
日本东京去了。父亲为我们请了一位姓今野的家庭教师,每天晚上辅导一小
时的日文,所以入东京麻布小学的时候,我们毫不费力地就跟上了班。那阵
子我还喜欢画画,有空就把小人书上的画一张张地描摹下来。父亲说:“以
后你就把小人书上的日文对话写成中文吧。这就叫翻译。”我一向听话,就
认真干了起来。
岁上,父亲又鼓励我把他所收藏的《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再转译成
中文。于是,我花了足足年时间硬是把那万字的卷集一篇不漏地译
了出来。父亲和大姐馥若都替我润色过一部分,大姐还夸过我的译笔。
年抄家后,我手头居然还留下了一本当年的译文。那是《美国小学读本》高
年级的部分,其中包括美国作家华盛顿·艾尔文的《瑞普·凡·温克尔》。
不知怎么一来,在“文革”中我也进了“牛棚”,造反派天天要我们写交代
材料。当时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就把这部用线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我少
女时代的译文交上去,作为从小就走“白专”道路的“罪证”。估计造反派
早把它随手丢进了字纸篓。当然,如果和同一时期丢失的萧乾的一个作文本
相比,我这点损失也算不得什么了。记得那是用墨笔写的,可贵的是还有老
师密密匝匝的批语。有一篇写的是人骑着驴,驴累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
得慢,用鞭子不断抽驴,于是驴发出怨言。写得有点像寓言,又像是在诉人
间的不平。据萧乾有一次告诉我,当时教他的是一位老先生。从批语中看,
这位国文教员似乎认为这个学生是能够成为作家的好苗子。这个作文本,萧
乾并没有上交给造反派,但抄家后搬了几次家,就不见踪影了。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后,正是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就考入了三联
书店总管理处,当上一名校对,成天同书稿打交道。转年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成立,经我主动要求调了去,可以说,我这一生同书(尤其是文学作品)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祖父文静川曾留下他写的两部诗集,记得是线装本,铅印的,现在自
然不见了。父亲鼓励我搞翻译时,一遍遍地念叨:“将来你的名字要是印在
书上,该有多好!”我总算没辜负他那番殷切的嘱望。如今,我的书架上已
经摆了不少本自己翻译或写的书了。
年代初,正是书这个红娘使我步入了萧乾的生活。这些都已写进本集
那篇《文学姻缘》里了。
我是从译书起步的,近些年来,由于编辑工作的需要,又经报刊编者们
的督促,也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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