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定稿)-课件（PPT精）.ppt

毛泽东:“《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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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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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一、“五四”学生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1919年4月29日巴黎和会中美、英、法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
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即“二十一条):“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1917年2月,英、法与日本在新加坡签订密约,保证把山东和青岛权益让与日本,换取日本参战。
1918年9月,《中日参战借款合同》,承认“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路“归中日合办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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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施《使华记》“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日本人长期对他以朋友的态度相待,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准备利用日本人的援助,但决不愿放弃国家的一切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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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警告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再警告外交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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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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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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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磋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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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一则建议成立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一则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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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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