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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栖居态度-旅游管理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栖居态度
袁函琳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他们肩负着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使命。这样坚守神圣使命的压力和生活的困苦多艰的困扰常令他们在追求现实人生的同时又渴望拥有理想自由的生活。本文通过对典型文学作品的归纳整理,展示古代文人士大夫独具魅力的栖居态度。
穿越历史洪流,纵观万古兴衰,居,在历史的传承中融入了祖辈的文化和信仰,在时代的更迭中融入了先人的骨血和追求。纵览千古文人及其所做文章,中国士大夫对待其居所大抵常有如下三种态度:
一、自然宽度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历来都非常重视居住环境的自然建置。从屈原的“合百草兮房门”,“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到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再到白居易的“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直至朱自清的荷塘,无一不是通过对居住环境的精心选择和建置,来表达出他们的生活追求的。宋代著名的大文豪苏轼曾在其诗作《于浅僧绿筠轩》中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人俗不可医。”可见优雅自然的居住环境在其心中已是一种高于物质享受的精神需求,是其居所中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
东坡爱竹之清雅坚毅,陶潜爱柳之随性放达,而白居易则兼爱种种草木的怡人自然之气。古代文人对其居室自然环境的选择与追求更是一种他们对自身品质和理想的追求,他们寄情山水,他们怡情草木,他们用自然寄托自己旷达自适、随性悠然的生活态度,他们在自然中表达自己高洁傲岸、遗世独立的志士品格,他们让居室与自然同在,他们让心灵与山水共鸣。
二、社会广度
古代文人在看待自己或前人居所时,社会使命与自身文化积淀赋予了他们对社会现象关注的能力与责任,与此同时,这些思考也促使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选择和感悟。它主要表现在对苍生百姓的居住情况的感慨和旅居于外,登临有怀等方面。
文人善感,自古皆然。这种感怀之趣是对更广义的居而言的,它不单单指个人的房屋,而是所有前人之居,故人之所。古人看待房屋,已不仅仅将其看做居住的载体,而是将它看做一种文化与历史的载体,不论华堂陋室,草屋高阁,都能触其所想,有感而发。
有些人,居陋室,念苍生,君子固穷,但德行不亏;有些人,居华堂,念百姓,身处高位,富贵而不淫。刘禹锡身居陋室,庆幸“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继而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虽居寒堂微舍,却感叹斯是陋室,惟其德馨,何陋之有,君子之志,跃然其间。杜甫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所,不思己身,却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念。梅尧臣看百姓“淘尽门前土”却“屋上无片瓦”感叹自己和富人“十指不沾泥”却“鳞鳞居大厦”,既有自愧又包含对时代的感叹和对那些不事劳动坐享其成盘剥百姓的达官显贵的辛辣讽刺。
君子多思,每每登临怀古,常有所感。范仲淹之登岳阳楼,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勃之至滕王阁,感盛宴之豪奢,地利之繁盛,叹难抒之愤懑,无解之愁绪。王羲之之临兰亭,闻丝竹管弦,饮流觞曲水,作传世书法,抒愉悦情怀。欧阳修之游醉翁亭,乐山水之乐,乐民生之乐,乐游园之陶然,乐本心之放达。
时光流逝,昔人已矣,但其所见所感尤见闻于今日,房屋也在这样的感慨与吟咏中继承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