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古代士大夫的生活.doc

佛教与古代士大夫的生活
2013-09-09 第09版:文化教育
作者:马奔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2315
一提起佛教,许多人下意识里会出现“消极”“悲观厌世”等词语,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佛教公开提倡和追求的是智慧、和合、忍让、慈悲。佛教流传在中国的两千年里,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佛教僧团、居士群体、普通佛教信众。而古代居士佛教的主体成员是士大夫。中国本土文化重伦理道德建构而缺乏心性义理之学,佛教则填补了这个不足。在我国占据主流的大乘佛教又消泯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的界限,《维摩经》中拥有至高佛学修养的维摩诘就是一位在家的居士,而中国佛教造像中的菩萨像也均为世俗装束。大乘佛教很符合士大夫的精神需求,它的般若学、心性论等观念逐渐获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与下层佛教信众幻想借助他力、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功利性信仰不同,士大夫近佛、学佛更偏重于思想和智慧,更多一些文化使命感。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 士 少 有 全 者”(《晋书》),政治环境的严酷、儒家哲学的衰败,遂使名士学佛蔚为风气,如王导、谢安、郗超、王羲之、谢灵运等人,都与僧侣交游,或执弟子之礼。特别在唐代南宗禅产生并壮大之后,禅宗顿悟成佛的低门槛,重智轻悲、任运自然的生活理想,愈加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兴趣。中唐王维是士大夫信奉佛教的典型,其《叹白发》诗曰:“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经历了丧妻、被安禄山叛军授予伪官等挫折之后,他依赖于佛教的慰藉,过着做官与坐禅两不误的生活。至宋代,伴随着禅宗的繁盛,士大夫参禅已是普遍现象,他们逞辩才、斗机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唐代以降,士大夫鲜有不受佛禅影响者。以著名反佛斗士韩愈为例,他看到了佞佛行为给社会伦理、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所以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他差点因此事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却与大颠、秀禅师等至少十余位僧人交往,在《与大颠师书》中对大颠也颇多溢美之辞。所以北宋周敦颐曾讥讽说:“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为一个官员身处公共角色,与作为一个文人身处闲适之境,心灵的需要自然不会相同。对于佛禅的心性之学、对禅家潇洒的生活方式,韩愈还是很难抗拒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对儒释道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不同的精神养料为我所用也是士大夫基本的生存理念。南齐士人张融临终要求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中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儒家的进取之志与道、禅的超然洒脱之心相融相洽,使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平和、乐观,所以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意吟唱。有些士大夫痴迷佛教出世的一面,进而悲观颓废、逃避人生义务,如此就脱离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就会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