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跽坐式雕像人兽转形艺术母题探微 兼论古代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中的相关艺术.doc

商周跽坐式雕像“人兽转形”艺术母题探微兼论古代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中的相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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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志怪类典籍而外) , 有关人兽转形的记载并不多见, 究其缘由, 或可能与这类巫术传统在儒家“子不言怪力乱神”的文化氛围中渐次淹没相关, 或是它自身的存在形式从一开始就是仅由巫文化的“精英”所独有的、因而也是秘而不宣的。然而, 在中外古代都不乏人兽转形类的雕刻与绘画艺术品, 其创作意旨令人困惑, 也引发笔者长久的思索与探寻。
一巫文化观念下的人兽合体像
在世界古老民族的萨满文化观念中, 自然万物皆为神灵, 动物与人类同居自然之中, 形同侪辈, 甚至在人类物质文明尚甚为原始的早期人类社会中, 禽兽还被视如人类“亲密的伙伴”, 张光直研究以饕餮等动物纹样为主体的商周青铜器纹饰, 即以为它们是具有巫师助手属性的神兽, 尽管对于这类动物纹样的性质迄今学界仍争论不休, 莫衷一是, 但其表相的动物特征是无可争辩的, 其装饰的器物用于祭神、而主持祭神之事者又是祭司等神职人员也是事实。由此, 神兽、神器、神巫在勾通神、人之间便有了必然关联, 三者的关系是, 神巫通过装饰着特别之“物”神(即动物纹样) 的礼器, 达到人、天沟通的目的。
当然, 除这种神巫与神兽两分以发挥效能外, 在中外古代世界, 还广见人、兽合体的艺术形象, 如古埃及的太阳神拉、西亚的创世英雄吉尔伽美什等, 在中南美洲早期文明中, 也拥有一批人、兽结合的艺术形象, 如奥尔梅克雕刻中广为流行的人虎结合雕刻, 属安第斯古代文明的秘鲁Garagay神庙中楣装饰的合人、虎、蛇为一体的神面和人鳄怪神, 秘鲁北部察文文化中獠牙、蛇与人结合的杖神等。
在中国, 早在史前文化中就有人兽结合的形象问世, 如在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27号探方第二层出土的叶腊石饰, 在人脸的上下唇间嵌以三角形蚌壳獠牙, 可谓最直观朴实的人兽结合式神面。在陕西铜川前峁所出的一件陶罐上, 则径直将人面与兽躯结合一体, 可谓后世这类人兽结合式神像的较早实例。在良渚文化中, 人兽结合又多呈或人面兽(鸟) 体、或人面兽(或虎) 面的上下叠合形式。进入三代, 无论是在作为礼器的青铜还是玉器中, 都不乏这类超自然形象的表现, 如著名的《人面盉》, 便有一副完全似人的面孔, 却头饰龙角, 身为龙体;它如玉器中的人面龙身、人面兽身等的形象更是不一而足。至于先秦两汉, 不仅《山海经》等文献中充斥着大量人兽参半的怪异形象, 绘画、雕塑中的人兽合体形象也蔚为大观, 成为一代风尚。
以上见诸中外的人兽结合像, 在“王为大巫”的早期文明政体中, 可以是一个部族的创世神、一个王国的始祖神、甚至就是这个王国的国君本人;也可以是通过人兽结合一体而获得了超自然神力的萨满巫觋等神职人员。其“造神”理念就是, 通过借动物“一双慧眼”或一尊“雄武之躯”, 使人成为具有超凡能力的君王或神巫。
当然, 无论这类人兽合体形象是王者、亦或是巫者, 它们无疑都是原始巫文化观念的产物。笔者在此尤为关注的, 是作为“人兽母题”之一种的跽坐式人像、“人驭兽”像、以及人兽合体像, 认为这种跽坐式雕像, 可能是上述巫文化观念下人兽转形的某种表现, 其雕像的不同呈现, 又可能具有展示人兽转形不同阶段的某种意义, 即从跽坐人像、“人驭兽”像、再到跽坐式人兽合体像, 旨在传达的正是巫觋在精神活动层面上由人到兽“转形”的不同超验境界。
二三种跽坐形像——从人到兽的转形
中地跪坐是人们最常见的行为, 上体耸直, 膝盖以上全身成一条直线。这种跪在日常起居中显然很少是一个单独的、长时间的状态, 事实上跪常与拜、坐相连, 跪而“首至手”称跪拜、且突出的是上体前倾、俯首而拜;跪而两股贴于小腿及足跟称为长跪、也即跽, 习称跽坐、跪坐, 突出的是上身挺直(双手扶膝) 、正襟而坐, 表达的是礼遇与尊重。因为跽坐的特点是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臀部以上全身直立, 故也被商人视为端正之坐、即“正坐”。
六十多年前, 考古学家李济写过一篇论文, 专门厘辨殷商时代的跪坐、蹲踞与箕踞, 他集录了孙海波《甲骨文编》中与跽坐象形的十二个甲骨文, 并就各字含义将其分为四类:女、母、妾等与女性有关, 命、邑、奴等具征服意义, 祝、鬼、兄涉及祭祀鬼神, 侸、既、飨则为饮食之事(图1) , 并由此得出结论:“习于甲骨文的商朝人, 已有跪坐习惯;那时的人们不但对主人, 对鬼神要跪坐;在日常生活中如执行为母的职务, 自己吃饭, 或宴飨宾客, 均在跪坐中进行。”进一步的, 李济又指出:“蹲踞与箕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