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问答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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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明朝重典治国包括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而侧重点又在治吏,朱元璋认为王朝败亡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在统治集团外部的反抗,而于内部,即“女宠、侍人、外戚、权臣、藩镇、四裔之祸”。这与朱元璋早年在民间曾亲睹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导致天怒人怨有关,同时也表明朱元璋对官吏的清廉对封建官僚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历史上,朱元璋以严惩贪官污吏而著称,“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朱元璋重典治吏,利用重典惩治贪官污吏,体现了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清明吏治在维护其政权统治的稳定有着清醒的认识,体现他创建清明吏治的思想和决心。朱元璋的重典治吏的立法实践以及他的初衷纵然有其不可跨越的阶级局限性,但是,我认为,朱元璋“重典”思想虽有不少偏误,可我们对其不能简单地侧重于从政治斗争和阶级本性的角度分析和批判,更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在目前反腐倡廉的今天,我们仍可以从其“重典治吏”中受到一些启示,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反思,吸收一些有利于今天反贪惩腐、加强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取法治去人治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写入宪法,十六大后又提出“十年建成法治政府”伟大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法治之优于人治。朱元璋虽然对《大明律》极为重视和珍爱,但《大诰》的行世及其本人又常法外用刑,无疑使国家律典蒙羞。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他的官。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处死。所以其廉政建设必然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腐败的滋生蔓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以史为鉴,在现代条件下,只有实行法治,摆脱人治,真正做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强调依法行政,这是进行廉政建设的首要内容。没有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的廉政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二)防止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
朱元璋的廓清吏治的抱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官场的贪墨习气变本加厉愈发不可收拾,最终滑向阉党揽权专政的泥淖。朱元璋晚年哀叹“为何朝杀暮又犯”!究其根木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反贪墨反腐败存在先天不足即制度上的先天营养缺失。朱洪武的千年哀叹留给我们解决。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样一个思路:防止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从法的经济分析的角度讲,建立完善的防止腐败机制能抽调腐败成本而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我们现今所缺的何尝不是有效的、完善的防止腐败的机制呢?我们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发挥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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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立宪,是指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定宪法,设立议会,实行宪政。而法律的近代化,是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三权分立”、民主法治、宪法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一整套法律制度。这种宪政法律体制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清未的立宪,实质上是选择以君主立宪的模式实现法律的近代化。为此清政府实施了以下主要的七项措施:
1、派员考察西洋宪政,学习如何实施宪政;
2、设立专职机构(如宪政编查馆)研究如何实施宪政;
3、改革官制(中心是建立责任内阁)以建立专门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并使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
4、制定新法改变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旧法体系以适应三权分立、民主法治的要求;
5、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确立君主立宪的宪政体制;
6、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作为成立国会和地方议会的准备;
7、颁布十九信条落实君主立宪制度。
从这七项措施的内容来看,它是朝着君主立宪的目标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