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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地评价吴伯超先生
我在《人民音乐》2005年第1期发表的《音乐家吴伯超的“忘”与“记”》(以下简称“忘文”),以198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里,规格已高于其老师杨仲子及中李凌等事实,不同意“几十年来已经彻底忘了吴伯超先生”的说法。同刊这年第3期发表的黄旭东先生的文章《如何正确评价吴伯超――致向延生学兄》(以下简称“如文”),认为我是在“查三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提法使我感到愕然。

一、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

1.“忘文”里我认为需要商榷的提法,是黄旭东编辑的《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书里的《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和《编后记》及《中国音乐学》发表的一篇综述(并非王次?莸奈恼拢?。如此明确的事情“如文”里怎么成了“暗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又是如何“暗指”这些文章的?
,在“忘文”里我完整地进行了引述,在“如文”里怎么却被说成是“剪裁拼接”?而在“如文”里你把我的文章中不同段落里的话如此串联拼接起来,才真正是“剪裁拼接”。
3.《编后记》里说“几十年来,音乐文化界许许多多有良知的学人,他们敬重你,怀念你,感激你,但却只能在底下
‘窃窃细语’,不能公开提你的名字”。“如文”里解释说“几十年来”只是指到1978年拨乱反正前的29年。但是《编后记》里却说“现在通过这本集子,终于生动、形象地大白于天下了。”因此“现在”的下限显然是出版了这本集子的2004年。另外此书里“将他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第20页)、“自他辞世至今的50多年”(第99页),面对如此清楚准确的表述,任何混淆都无济于事。
王震亚教授1989年发表7000余字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传略》,1991年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已经收入了此《传略》(《生涯》2004年才将其作为开篇之作),我怎么却成了“在背后议论”吴伯超的人?
4.“如文”说我“不承认”拨乱反正“以前,大陆方面由于政治等原因,歧视或‘忘却了’吴伯超”。你捏造出来这一观点强加在我头上,再以此对我进行批判,这完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笔法。我一向主张对贺绿汀等革命音乐家以及黎锦晖、刘雪庵、陈洪、张权、陆华柏、钱仁康等人的错误批判,都应该认真反思并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
(台湾“总统府”顾问)的《中国新音乐史话》(1970年初版即作为台湾艺术院校的音乐史教材,1998年第4次修订版还“补充了大陆的新资料”)、赵广晖教授的《现代中国音乐史纲》(1986年由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委员会资助出版)、香港刘靖之教授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台北耀文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里对吴伯超先生的叙述,并不比大陆汪毓和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94年版)里的叙述多。你认为台港地区对吴伯超先生的评价比大陆高,除了已知的1968年台湾民间由音乐学会举办的那一次活动以外,还有什么史实和史料?台湾又是如何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诞辰的?

二、应该明确是哪个时代的精神

“如文”说在吴伯超先生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四种精神:实干、敬业、奉献与民族精神。怎么能如此空洞、抽象地说什么“时代精神”?
―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其后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时代。这期间交织着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间派“民主同盟”也不能容忍,暗杀了其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美国总统为此都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其驻昆明总领事还派兵派车把也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民盟领导人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接至领事馆保护),还逼迫民盟“自动解散”(由陈立夫拟定的解散公告严令发表时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吴伯超先生1949年初故世以前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离开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离开了“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唯阶级斗争论”),是否合乎历史实际?
,就是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位音乐家,而且是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员”。萧友梅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与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过从甚密。他1920年留学回国后未去要官从政,而是投身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奠定了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直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萧友梅写作抗战歌曲,著文赞赏音专学生吕骥、何士德从事抗日救亡歌咏工作,还主张开办群众歌咏指挥训练班和军乐训练班;认为在抗战时期,停办音专的其它课程也在所不惜。
吴伯超1935年10月留学回来后,1937年3月即被聘请为内政部(领导全国的警察)乐典委员会的编订主任(萧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