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海外背景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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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明 王兴萌 张水潮
【Summary】选取2012～2016年我衡面板数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通过OLS回归模型探讨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響效果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表现出异质性。在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衰退期的结论与之相反；在企业成熟期，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成长期
和衰退期的结论与之相反。研究结论为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充分利用海外背景董事的优势、加大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参考借鉴。
【Key】海外背景董事；技术创新；企业生命周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
；-0994（2020）04-0010-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8A630055；17A63006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相比，技术创新是破解发展难题与困境的关键，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1]。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制造业企业主要通过获得西方发达国家尖端技术的反向技术溢出以提高母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2]，海外人才回流便是关键渠道。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及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各类留学回国人员较2017年增长8%，，创历史新高，海归人士给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引进了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参与治理，已经逐渐形成国际化的董事会格局。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监督管理并向管理层提供咨询建议的职能[3]。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异质性的背景特征及价值观念会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4]，海外背景董事在决策时可以更好地运用在国外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出口或创新），从而做出更优的投资决
策，这被称为海归知识积累效应[5]。海外背景董事的国际化视野与前沿性知识储备能帮助企业更好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公司绩效[6]，他们能深刻地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更愿意接受、吸收和转化新思想，拥有强烈的风险承担意识[7]。沿着这一思路，相比于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其他国际技术转移方式，海外人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8]。此外，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企业成员有政府工作经历时，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更强，导致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降低[9]，而海外背景董事与本土政府官员缺乏联系，正好改变了这一现象。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与战略决策等皆随周期进程呈现出动态性变化[10]。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海外背景董事不熟知本国法律政策、公司规章制度，容易与本土董事意见不一致进而发生冲突；当企业逐渐发展至成熟期时，企业各项制度都比较健全，先前进入企业的海外背景董事已经渡过了磨合期，新加入的海外背景董事也能够较快地融入组织环境，他们可依靠在国外积累的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经验，为企业经营提供可靠的意见与建议，从而增加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当企业面临衰退情境时，会产生组织结构僵化、技术设备落后、面临财务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公司把精力放在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上而无暇顾及创新活动，海外背景董事无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因此，在企业动态的发展特征下，海外背景董事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关于海外背景董事的研究大都将企业置于同一截面特征之下，如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7]、股价崩盘风险[11]和薪酬契约[12]的影响，鲜少考虑企业发展过程的动态作用。将企业按照生命周期划分阶段后，
不同阶段下海外背景董事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哪一阶段的影响最显著？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拓展企业创新研发管理的思路，增强市场竞争力。本文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拓展了现有的研究视角。将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生命周期划分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探讨动态环境下两者间的影响作用，弥补了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静态层面而忽视了企业生命周期变化的动态影响的缺憾，为企业持续正常经营提供参考。其次，采用了全面、可靠的技术创新代理变量。Griliches[13]指出，研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可以近似考察创新活动的全貌，因此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两者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相对于仅仅使用一种变量进行度量的做法，更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最后，将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动态研究，为推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海外背景董事与技术创新
目前我的高低关系着企业乃至整个国家能否保持持久竞争优势。而拥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14]，他们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或积累相关领域工作经验时，极大可能掌握关键前沿技术，这往往能给企业带来先进理念与技术，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与技术创新能力[15]。海归人员除能提升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外，还能通过企业间的知识学习产生海外经验的溢出效应与网络效应，普遍与海外相关研究机构或企业紧密联系，可以帮助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8]，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发展。
。Manso[16]研究发现，对失败的必要容忍是企业创新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海外背景董事拥有相对丰富的阅历与国际化视野、强烈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社会声誉[11]，他们能积极乐观地看待创新中的失败，并向公司管理层及员工传达持久创新的信心。通常，拥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历的人员会形成前沿性知识储备及非本土化思维模式，对企业研发战略决策行为及效果造成独特影响[6]，从而在制定公司战略时更倾向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已有研究发现，国际技术流动既会使海外背景董事增加企业创新行为，也会促进本地其他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17]。因而，海外背景董事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能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打破传统的创新模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海外背景董事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根据烙印效应，海外经历能长久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进而对拥有此类人才的企业产出水平产生影响[18]。海外背景董事掌握著先进的研发技术，拥有国际关系网络及信息资源，其独特的优势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机会，提高技术创新产出[19]。在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熏陶下，海外背景董事对专利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刻，十分注重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更看重将研发成果申请技术专利[8]，因此拥有海外背景董事的企业年专利申请量一般高于其他企业。Choudhury[20]采用印度一家财富50强研发中心的样本数据，验证得到海归人才比非海归人才能创造更多的专利技术。因此，海外背景董事可以将在西方国家学习到的先进技术
引入本土企业以促进创新产出，并通过申请专利对研发成果予以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海外背景董事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
（二）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是一个具有生命状态的组织，存在类似于生物体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特征。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其在组织结构组成、成员人际关系、创新转化能力、信息不对称程度等方面都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不同。已有研究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其“知识溢出”优势和“水土不服”劣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当企业的创新水平越来越高时，其“知识溢出”的优势才会越来越强，“水土不服”的劣势才会越来越弱[21]。
在成长期，企业产品已被大多数消费者接受，企业逐渐由弱变强，但缺乏规模效应和稳定的盈利能力，只能通过提升研发水平从竞争对手处分得一定的市场份额，抑或是通过技术创新开辟蓝海，成为该行业领域的领头羊，研发投入水平是企业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2]。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在被引进初期，会因种种主客观因素而面临多种问题，并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土不服”效应，这被称为逆文化休克现象。在企业成长期与海外背景董事“初进期”碰撞下，企业着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提高创新水平，海外背景董事认同企业当下的做法，使企业本土成员更坚定创新投入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有利于企业获取先机以扩大市场份额。但就发达程度而言，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制度结构、战略要素市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23]。本土董事将企业眼前市场投入额作为重中之重，而海外背景董事对本土市场了解匮乏，他们在发达国家文化
的熏陶下注重及时将研发成果申请专利，造成董事会成员对前沿技术、专利制度等想法不一、出现意见分歧的局面，这将很可能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的失败。因此，该阶段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从事高风险的研发创新活动，而是寻求更多机会在市场中“站稳脚跟”[24]。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海外背景董事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H2b：海外背景董事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抑制作用。
在成熟期，企业产品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自由现金流充足，技术和资金的积累使企业创新投资的风险降低，创新活动能带动企业业绩极速增长，因此企业需要着力开启新一轮的研发活动以加快企业创新升级，董事会为了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也会提高企业创新意愿[24]。在该阶段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已经健全，海外背景董事更容易融入企业创新氛围，不断减少与本土董事间的摩擦、实现高效配合，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并在极大程度上降低“水土不服”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将在发达国家积累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应用于企业研发投入，采用非本土化的思维方式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企业也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使自身研发经验更加丰富[25]，海外背景董事助推企业与海外相关研究机构或企业建立联系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大专利申请力度，进一步提高创新产出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此时应多汲取海外背景董事的意见与建议，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背景董事的咨询职能，这对于企业未来的技术创新活动来讲无疑是锦上添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海外背景董事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H3b：海外背景董事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衰退期，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降低，利润大幅下滑，资金较为紧张，可用于创新活动的不多，难以对技术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创新效率及将创新产出转化为新产品的能力较差，企业创新行为会更加谨慎[24，26]。再加上企业可能面临并购风险，通常会出现组织结构僵化、抵制变革等现象，即使增加创新投入也无法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27]，企业此时会选择低风险的生产经营模式。而海外背景董事普遍具有冒险心理，自信于创新创造并能坦然接受失败，更倾向于鼓励企业继续开拓创新，着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本土企业与西方先进企业在政策制度、要素市场、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极大可能不情愿甚至拒绝接受冒险行为，而试图凭借过往经验规避风险、抵制创新并寻求自我保护时机。在企业面临衰退的境况下，本土董事与海外董事在战略制定、方案选择等方面易激化矛盾，致使海外背景董事在创新领域不但不能充分地发挥知识积累效应，还可能因为文化差异弱化作用，使其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消极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海外背景董事对衰退期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抑制作用；
H4b：海外背景董事对衰退期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