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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1月9—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10月29日的来信和寄来的一些材料,以及10月30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200],谢谢。
总之,拉法格取得了胜利。[201]这是一桩大事: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30]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
内阁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支点:第一,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取得胜利;第二,示威性地炫耀同俄国的密切关系。另外,还有第三,在九月大演习中成功地——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显示了法国业已恢复的军事力量。政府借助这三点,迫使极左派给它以支持:所有的“共和派”形成了一个多数,反对一切保皇派、布朗热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由于孔斯旦违反1869年以来的惯例,拒不释放拉法格,剥夺他为自己竞选的可能。激进派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便出现了10月31日因罗什的质问而展开的大辩论[199],以及内阁获得的皮洛士式的胜利——二百四十票赞成,一百六十票反对,但一百七十名保皇派弃权。可见,反对内阁的票数实际上形成多数,超过对方九十票。激进派[31]的离去意味着内阁的倒台,只要保皇派想要它倒台并同激进派联合投票的话。当然,这次投票以后,激进派的惊慌并不亚于内阁,特别是内阁以解散相威胁,并向激进派暗示,选民对内阁将比对现议院更有好感——这是十分可能的。总之,孔斯旦的行径向“共和派”一帮表明,促使他们联合的那个敌人消失之后,使他们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内部问题依然存在。裂痕已经出现,要弥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孔斯旦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圣珀拉惹,从而践踏了共和制的一切尊严,情况也就更加尖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预料内阁将由于激进派的离去而迅速倒台,相反地,激进派在并非出自本意地获得一些胜利之后,还会屡次三番感到懊悔,并请求政府宽恕。而在内阁本身,弗雷西讷和利鲍为一方,孔斯旦和鲁维埃为另一方,进行着公开的角逐,再来一次这样没有把握的表决,就可能使这种角逐演成危机,并引起分裂,从而导致阁员的更替,再度造成内阁不稳的局面。这就意味着,俄国对法国的亲善将会冷淡下来,因为沙皇需要一个稳定的法国政府;最终,这可能导致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新的选举,其结果也会迥然不同。
当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兴高采烈地谈论法国没有沙文主义时,巴黎报刊(我在选举活动期间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它们),特别是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李卜克内西想必每天也在阅读),使我确信,“共和派”的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机会主义派、激进派、可能派[30])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基础,即政府在爱国主义方面要胜过这个布朗热,同俄国结盟,向全世界显示军队的战斗力,挥舞刀枪,如果这样做引起复仇战争,就振奋地、愉快地进行之,换句话说,就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挑起复仇战争,这是所有法国资产者的宿愿。正如1849年的和1871年的共和国是最容易把保皇派团结起来的一种形式,复仇战争也是必然会把所有共和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
——要知道,工人们被认为只是投票的畜生,——的确,这是在争得共和国并加以巩固之后,这种联合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