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doc

“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①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②。
从龚自珍、曾国藩那两代人意识到“颓世”难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会亟亟“与世界接轨”,中国人在被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从某些指标———例如GDP和太空探测技术——来看,今日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状况:社会制度、“人心”、前景想象、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却表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解决“如何现代”———更准确的说法是“何种现代”——的问题。犹如一个在无路之路上艰难跋涉屡屡迷途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矛盾开始显露和激化。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
中国的“现代文学”③,就在这样的进向或开始进入“大时代”的时代里产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意义的特点。当然,这里说的世界意义,并不仅指贡献优异的作品,也同样指呈现逼人深思的问题,甚至是提供惨重的教训。

一

中国是一个自然和文化上都堪称巨大的社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它有四亿多的人口,一套不断扩展、差不多延续了五千年、没有被外力完全打破过的文化系统,和一种也是持续了数千年的天下居中、世界中心的观念。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卷入西洋人推动,因而是以西洋为榜样,已经达到全球规模、不可能单独退出的“现代化”运动,它的文化人群中,很自然就会产生如下持续的双重的冲动:
一个是要用西洋——包括苏俄——的模式改造中国,将它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以适应新的世界竞争,进而在其中占据一个优越的位置。一百五十年来,这个冲动孕育了无数思想活动和社会实践。单就前者来说,将
“西洋”/苏俄奉为样板,再给它竖两根支撑,一根是“普遍人类”,一根是“历史规律”,然后拿样板对比中国的现实,将各种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不满,统统转化为“西化”——或“苏维埃化”——中国的实践的激情。身为跨越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思想活动及其各种政治、经济和学术形式,是非常熟悉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一个是要超越西洋或苏俄,创造比它们更理想的国家和世界。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这“理想”的标准,主要并非搬自西洋或苏俄,而是取自中国本土,或者是新阐释的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化,或者是20世纪新产生的革命文化,尽管这阐释和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西洋或俄苏思想的影响。二是这“理想”要覆盖的,并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因为这是迈向建造理想世界的第一步。在19世纪晚期,这个冲动已经萌发,孕育出一系列先后超越西洋和东洋、最后达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