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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题记的社会意义
马德



内容摘要:敦煌写经中民间写经题记,反映了各个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中国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发展,以及佛教社会化的历史进程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敦煌写经题记社会背景社会生活信仰心态
作者马德,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文献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敦煌佛教文化研究。



序:敦煌写经的来源及题记种类简述
众所周知,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写经,即从西晋到宋代各个时期手工抄写的汉文佛经。这些写经主要分宫廷写经和民间写经两大类;其中民间写经又分为敦煌本地写经和外地写经两类。
敦煌写经中的宫廷写经,主要集中在唐代;而唐代的宫廷写经正是敦煌写经中的精品。关于唐代宫廷写经流入敦煌的原因,施萍婷先生有如下论述:

宫廷写经又可分为“正本”、“副本”、“贮本”。《唐六典》卷十“秘书监”条下称:“四部之书(包括佛经——引者注),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给写之。”这其中的副本就是“赐人”之本。副本可多可少,没有了再抄,这就是“皆别给写之”。敦煌藏经洞的宫廷写经,就是朝廷赐给的副本。《续高僧传》卷第三《波颇传》称:“(波颇)初译《宝星经》,后移至圣光(寺),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合三部三十五卷。至(贞观)十六年冬,勘阅既周,缮写云毕,所司详读,乃上闻奏,下敕各写十部流散海内。”这“下敕各写十部流散海内”的佛经,就是一般人所能见着的宫廷写经。(1)

敦煌藏经洞的民间写经,除写于本地者外,还有一部分写于外地,包括一部分敦煌北朝(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南朝梁、陈年间的写经;但这些写经中几乎没有任何一部注明流入敦煌的时间和原因。笔者推测,外地写经流入敦煌,不外乎两条渠道:一是直接由写经之地流入,即游方僧人或异地官员带入;二是后来通过朝廷转手(上供和赐下)流入。有关的问题,还有待日后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不论宫廷或民间写经,如果保存完整的话,不但首尾俱全,而且一般都有题记。敦煌写经由于历经千余年,今保存有题记者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写经不光是题记没有保存下来,本身首尾也不完整,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头尾俱无。题记一般写在经文和末尾,有一些不完整的经,只要有尾者,题记都得以保存。
宫廷写经题记,一般只是写经时间、写经地点、阅读人和审校人及其各自的职衔等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不涉及社会问题,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它的散发和流布本身,说明某种佛经某一时期内在国内的流行和传播情况,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及政治背景。

而民间写经的题记,无论敦煌本地还是外地,也无论俗众还是僧尼写经,一般都要说明写经的原因和理由,这些原因和理由,大到全社会的稳定繁荣,小到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实际上都反映的是十分现实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题记的篇幅也是从十数字到数百字不等。当然也有一些民间写经题记只注写经人名号而并未叙述理由,这些主要是敦煌本地写经,有些还作为教材和学生作业,而这些写经则大多是当时广泛流传于敦煌地区的,背景意义更为明显。“写经功德文”类文献,即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以此写经功德,并将回施,当□圣主,保寿延遐,长使主千秋,万人安乐。又愿四生九类,水陆飞空,一切有情,舍种类身,各获圣位。未离苦者,愿皆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心者,愿早发;已发心者,愿证菩提。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亡,神生净土。囚徒禁闭,枷锁离身。凡是远行,早达乡井。怀胎母子,贤圣威,五逆男女,各各孝顺。自遭离战,伤煞孤魂,六道三途,西方见佛。怨家欢喜,更莫相雠,诤讼折词,闻经善处,身无自在,愿得逍遥; 热恼之苦,值遇清凉; 露伤寒,得生衣服。土地龙神,何护所在。愿以此功德,溥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同生于佛会。(2)

本文拟从社会背景、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三个方面,探讨一下敦煌写经题记题记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一)写经题记上的社会背景
写经题记上反映敦煌社会情况者多出自敦煌本土的写经,一般都作为敬佛崇法的“功德”之一,分为官宦官府、豪强贵族、僧尼寺院、民众家庭及个人等类型。由于写经人(功德主)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环境不同,写经题记的内容也就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宜。
官宦官府写经,其题记多为反映官宦个人的名利、地位,和所辖范围内的社会稳定、繁荣,甚至包括对整个国家的关心。
公元525年至542年担任瓜州刺史的元荣,系拓拔统治者宗室,他在敦煌为官期间,经历了北魏和西魏两个历史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曾几度阴隔了他和朝廷的联系;元荣死后,先是荣子元康继任瓜州刺史;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