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婚龄话语分析.doc

中国近代婚龄话语的分析:从清末至1930年代
吕文浩    
上传时间: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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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02年12月,清末思想界的巨子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时论——《禁早婚议》。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一段,他以“笔锋常带感情”的风格果断地写道:
  
   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①]
  
   在社会进化论的视角下,梁启超将世界不同民族以婚龄为标准纳入一个由低到高排列的文明序列,即印度-中国、日本-欧洲(其中又以条顿民族为最)。他的根据是:“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姻之迟速成比例。”“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②]也就是说,婚龄与身体成熟、衰老的节奏相合,早熟早衰者早婚,晚熟晚衰者晚婚;后者较前者文明程度高。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居于山谷鄙野者”婚龄较“都邑之民”为低,其文明程度也就前者低于后者。文明程度高低与婚龄迟早之间的关系是因果相应,丝毫不容假借。接着,他从“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五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早婚痛下针砭,辞锋犀利,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多年间同类论述的思想基调。
  
   在清末,梁启超并非最早或惟一一位论述早婚弊端的,在他身后,有许多类似的调子以或强或弱的声音在思想界回荡。比如严复在《保种余义》里斥责“亟亟于婚嫁”造成种弱、家累、国衰的恶性循环。[③]再如被研究者称为清末论述婚姻问题“堪称重要文献”的力作的陈王的《论婚礼之弊》(1904年)、履夷的《婚姻改良论》(1911年),也都论述到了早婚与婚龄问题。[④]
  
   1906年,正在上海上学的少年胡适,在十里洋场新学弥漫氛围的熏陶下,在一篇题为《真如岛》的章回体小说里,藉着新式人物孙振武的口吻说:“我的志向,本想将来学些本事,能够在我们中国做些事业。从小看见人家少年子弟,年纪轻轻的,便娶了妻子,自此以后,便终日缠绵床蓐之间,什么事业都不肯去做,后来生下儿女,那时一家之中吃饭的人一日一日的多起来,便不得不去寻些吃饭的行业来做,那还有工夫来读什么书求什么学问么?”[⑤]在这一回结束以后,作者唯恐读者对他借着艺术形式负载的思想理解得不深不透,干脆站出来,发了一通议论,把早婚与近亲结婚又狠批了一顿。
  
   清末的思想界,新学的势力还很单薄,这些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相悖的“异端邪说”如同旷野的呼声,寂寞而缺乏回响。要等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前途在望,一个负载新学的新知识群体逐渐成长起来,略具雏形时,这种“异端邪说”才获得它生根发芽的社会土壤。
  
   1910年代广阔的中国乡村社会,还是“春风”无法抵达的一道“玉门关”,即便在城市社会,早婚者还比比皆是。但是,新的现代化城市的成长,新式教育的日渐普及,一批处在创业或求学期的青年人却实实在在地感受了早婚带来的苦恼。他们的声音必然要借助于媒介的力量表达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执进步舆论界牛耳的《新青年》杂志有多篇文章讨论到了早婚与婚龄问题,在其它报章杂志上,这方面的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讨论文章的发表,在二十世纪一○年代初见潮头,二三十年代的讨论学理性大大增强,相关著述非常密集,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⑥]
  
   以往学术界关于近代早婚与婚龄讨论的言论性材料的论述,基本上被容纳在以下两种研究文献之中:一是近代婚姻史、妇女史、陋俗文化研究;[⑦]二是早婚的社会史研究。[⑧]这些言论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应该而且完全有条件单独的加以处理。本文将对清末至193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材料做些分析,想看看这些知识界的“新潮人物”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他们的言说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什么意义。 
   
   一、“早婚”话语的出现 
   
   婚龄是一个中性的、不带价值判断的用以测量婚姻年龄数值的概念。而“早婚”、“晚婚”、“迟婚”之类概念往往包含了论述者明显的价值判断。换言之,“早”、“晚”、“迟”都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十八世纪以前,男18岁、女16岁结婚是完全正常的,今天则成为不折不扣的早婚。那是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条件下,简单劳动力的需求较多,早婚早育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准备,而近代工业社会经济条件下,需要较长时期教育与培训的劳动力,相应的,婚期的推迟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两种社会关于“早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