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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大学精神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近几年来,大学内外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从几个实际的例子中,体会一下什么叫大学精神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先生。1957年他有感于解放后大陆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事实,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建议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不料这一正确意见因与最高领袖的观点不合,竟遭到了蛮不讲理的批判和围攻。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不识时务”的马寅初仍然“固执己见”,公开声明:“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结果可想而知,他被打成“右派”,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后来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此后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不堪重负证明了马老的正确。“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这是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的继续办学。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对学校的控制,通过教育部三度训令联大,要求开设部定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进行统一考试,这一做法引起了教授们的强烈反对。联大教务会议委托冯友兰教授起草公开信予以驳斥。公开信说:“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公开信说,如果接受教育部的训令,此后大学简直等于
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了,而教授在学生心目中连教育部的一名科员也不如了,大学和教授的尊严何在。在教授们的抗议和抵制下,当局的训令终于不了了之。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长期以来,海峡两岸都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提出并贯彻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据说某日蔡元培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民不清了)来访,他只是起身让座,并没有到校门口“恭候大驾”;而大总统离去时,他也只是在办公室门口与之道别,“恕不远送”。
我们的大学都是由这些“大师”们创立的,这些“大师”们所代表的精神,应该就是我们所追寻的大师的精神吧。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具有创造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
创造精神
创造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文化的继承不能依赖遗传,只能通过传递方式继承并发展下去。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传递和保留人类文化的重要手段。一代伟人爱因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学校的:“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更加适用于今天。
大学是以人才培养为己任的,而创造性恰恰是人才的核心特质。大学文化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使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