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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复兴还是启蒙?
熊平等
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孕育出它的反对者,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死文化。
——题记
我说,自先秦以后,中国就没有哲学;自五四以后,中和王蒙,只能算是两个最后的拾荒者。特别是世纪老人冰心逝世之后,使得本以贫困的中国文坛,变得更加羸弱不堪。虽然间或有一批所谓的先锋、现代、后现代的作家冒出水面,但转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又有所谓的新体验、新写实和标榜另类的小说家横空出世,但热闹不过一阵子,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用我在《逃离家园》中评价张承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不知道要从地上起飞”。
从一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凡的世界》还值得一评的话,那到第四届所列的一些作品,都是些什么呀?我说过一句很偏激的话,就是“坐在轮椅上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现在的一些所谓的作家,大都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那里伊伊呀呀几句,凭自个儿一身码汉字的本领,把本已空洞的文字在手中玩得呼啦啦的转。初看还觉得新鲜,看多了,就象当年读朦胧诗,腻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什么造成了当今中国文学界的如此羸弱与贫困?
我以为,是当今中国哲学的贫困造成了当今中国文学界乃至文艺界的贫困。也就是说,对当今中国文学界的贫困现状,哲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先秦以后,中国就没有哲学,是说没有哲学的创新,而是由孔子一统天下。你可能要举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来反驳我,但事实上,“即使马克思来到中国,他也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引自《逃离家园》),况且我们已经把孔子扭曲得象手中的泥巴,任意捏出不同的塑像,扯了大旗当虎皮盖。我说,中国不乏人道主义者,但中国缺乏人文精神;我这样说,是指近来的事。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来的文字狱就不少,从西汉东林党禁之锢到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一直没有间断。但其间还是不断有好的作品问世。也就是说,前段时间张汝伦王晓明等一批学者所说的近代“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确有此事,而不象王蒙所说的那样,“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王蒙接着又说,“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工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我非常同意王蒙先生关于人文精神要“寻找”和“探讨”的说法,但事实上,“人文精神”,是复兴还是启蒙,我更倾向于复兴。因为就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它并不是一场关于中国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至多只能算是一场并不成功的启蒙运动,而且它的启蒙价值,还不如在它之前的百日维新运动。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从维新之后的史实来看,维新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几乎全都实行;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则是短暂辉煌之后的贫困。随便挑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往现在所谓的作家堆里一扔,都是鹤立鸡群,蚂蚁王国来了大象。
所以,启蒙的失败,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查一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哪一个不是在国外喝了一肚子墨水回来的?事实上,在传统之外反传统,只能是把传统打变形。有人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归罪于鲁讯,我看这是大错特错。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本应是包容鲁讯的,但鲁讯的弟子胡风等都在文革中断了头,只能说明启蒙之后的传统文化变了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