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教案
朱旭霞
原文:
⑴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⑵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合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纸上觉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⑶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⑷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所在胡同的俗称)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⑸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
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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