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宜荆县志为何要收录祝英台小传.doc

光绪宜荆县志为何要收录《祝英台小传》?
路晓农
梁祝传说以浪漫而凄婉而扣人心弦,然而,祝英台追求婚恋自由的离经叛道行为,却被封建卫道士认为伤风败俗而深恶痛绝。明万历间鄞县县令魏成忠曾在《梁山伯庙碑记》中说:“凡听到有人说梁祝爱情故事,我就不惜得罪,以维护梁圣君的形象”。无独有偶,在清道光年间,宜兴有个叫邵金彪的人,则根据宁波《义忠王庙记》和《宁波府志》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记载,以及宜兴梁祝古迹与风物,写了一篇自相矛盾的奇文:《祝英台小传》,把祝英台赶出了宜兴,而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光绪宜荆县志收录。
在《小传》中,邵氏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是祝英台是浙江上虞人的观点。因为宜兴的大多数记载只说到祝英台故宅、祝英台读书处,并未明确说祝英台是宜兴人(仅有《今古奇观》、《仙踪记略》称祝为义兴或载中都说祝英台是上虞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把祝英台赶出宜兴去。如此一来,祝英台既然不是宜兴人,梁祝传说也就与宜兴无关,也就谈不上什么伤风败俗了。因此,《小传》加进了许多宁波传说中的东西,除了祝英台的籍贯外,还出现了梁山伯当鄞令、卒葬清道山、死后显灵助战、有司立庙等关于梁山伯的内容。
二是祝英台籍贯改为上虞后,宜兴历史上大量记载的祝英台故宅、祝英台读书处怎么解释?因此,《小传》又提出了祝英台到善卷山筑庵读书的观点。似乎因为祝英台到善卷山筑庵读书,宜兴才会有祝英台的故宅和祝英台读书处。但是,我们查遍了自南齐起至清光绪八年前,所有关于宜兴的梁祝记载,均无祝英台“筑庵读书”的说法。况且,如果真是筑庵读书,这个“庵”必不是佛寺,且规模必不是很大,因为“庵”只是一个小草屋或是书斋名罢了。那么,梁祝死后,人去屋空,远在上虞的祝家是不可能来此管理这么一点产业的,如有人居住,不久就会因居住者投资维修而易主更姓;如无人居住,则不久即会倒塌湮灭。一般瓦房,如无人管理维修,也保留不到百年。因此,直到梁祝死了120年后,尚须由齐武帝前来收赎建造善卷寺的祝英台故宅,应当是规模较大的住宅或住宅群。再者,如果说上述判断仅为推理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从史志与古籍记载中找到答案。宋周必大《泛舟游山录》(1167)在写到善卷寺时称:“按,旧碑:寺本齐武帝赎祝英台庄所置
”,明确地表明是一个“庄”,而不是什么“读书宅”。周必大的所谓“祝英台庄”,是在看到《善卷寺记》碑刻后所写,应是十分可信的。由此可见,邵金彪的“祝英台筑庵读书”说,完全是杜撰。
又一个封建卫道士是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的编修者、荆溪县令钱志澄。他发现邵氏的《祝英台小传》后,如获至宝,立即把它收入史志。然而,祝英台不是宜兴人,宜兴的史志却为她立传,岂不违悖常理?就算她到宜兴来读了三年书,史志要记,也只可能在“侨寓”中带上简要的一笔。若非符合掌握编修大权的钱志澄之意,又何能得逞?而且,在《宜兴荆溪县新志》“古迹遗址·碧鲜坛”条目中,紧接《祝英台小传》之后,又刊录了明尚书杨守阯否定祝英台品格的《碧鲜坛》诗。该诗云:“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班昭岂不学,何必男儿朋?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苟焉殉同学,一死鸿毛轻”,对祝英台竭尽诅咒漫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