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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概观

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人类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要受到人类总体意识水平的制约。在人类社会发展较高级的阶段,意识与自我意识都表现为某种系统的知识话语,而在任何一种知识话语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比较固定的知识论模式,也就是制约着这种知识话语构成的基本方式。因此要了解一种文学批评话语,最重要的莫过于掌握制约着这种批评话语的知识论模式,而要了解批评话语的历史演变最重要的也莫过于了解它背后所隐含的知识论模式的转换。
摹仿说产生的知识论背景
1、中西方传统知识论模式的基本差异
与“诗言志”之说之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一样,摹仿说可以说是西方文学观念“开山的纲领”。在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到德谟克利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涉及文学问题的人都认为文艺是对于某种外在东西的摹仿,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所摹仿之物的理解不同,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模仿禽兽而创造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最终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则坚持悲剧是对某种现实世界的“行动”的摹仿。等等。这种摹仿说一无例外地预设了这样一种理论观念:人与外在世界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而人作为主体是能够把握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这个理论预设恰恰就是古希腊文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也是两千年间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知识论基础。
例如作为古希腊哲学之开创者的米利都学派在古代神话与古埃及天文学、几何学相互渗透、相互触发的基础上,一开口就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并确信凭借人的智慧是能够发现并揭示世界本原的。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或“无限”,阿那克西美尼的“气”都是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解。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本原”或“本体”当然不是什么客观的存在,而是人的主观建构。其中当然包含了推理的与想象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猜测。这种猜测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它却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知识论设定:外在世界的构成是有序的:空间上的内与外,时间上的先与后等等,而人的知识构成正在于把握这种外在秩序,因此真理就是人的认识与这些外在秩序相契合。
古希腊文学观念知识论基础的独特性当然是以中国古代知识论为参照而凸显出来的。也许将柏拉图与孟子各自的知识论观点加以对比更能看出两大不同文化系统的差异。柏拉图的知识论观点在其《理想国》第七卷提出的著名的“洞喻”之说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举例说:现实世界的人就像生活在洞中一样,他们背朝洞口面向洞壁,全身被缚住而不能转动。洞的中间生有火堆,火堆旁边有一些人举着用石头或木头做成的假人假物走来走去。那些被缚的人只是借助于身后火堆的光亮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映在洞壁上的影子。他们就将这些影子当做世界上最真实的事物了。他们不知道洞外阳光照耀下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他们一旦脱离洞穴来到真实世界还会有许多不习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洞中的虚假与洞外的真实。这所谓真实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这个比喻隐含着的意思是:人们的感官直接接触到的世界是虚幻的,真实的世界存在于感官所不及之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认清世界的真相。但是如何才能由虚假的世界越升到真实的世界呢?这就要借助“回忆”——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且拥有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人的肉体与灵魂结合时被忘记了。教育者就是要通过启发来使人回忆起原有的知识而不是给人以新知识。通过这个比喻,柏拉图给出的知识论模式是这样的:作为客体的世界有真实与虚假(表面与内在)之分;作为主体的人有透过表面的虚假而把握内在的真实的能力。人的知识行为就是由虚假世界向真实世界越升的过程。这也正是
两千余年间在西方知识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基本知识论模式。
孟子所代表的中国先秦时代的知识论模式就大不相同了。《孟子•告子上》载孟子回答弟子“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的问题时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看孟子的意思,是以“心”为能思之主体。它可以使人超越外在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物质欲求。耳目等感官则只能与物质世界建立物欲的关系。前者使人成为“大人”,即有理智和道德修养的人;后者使人成为“小人”,即为物欲所遮蔽之人。教育的作用就是启发人去调动自己作为能思的主体的“心”,去培养自己的道德理性,从而成为“大人”,即有道德修养的人。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求放心”的过程。所以孟子给出的知识论模式是这样的:做人的道理就存在于人的心里,只是由于物欲的遮蔽而隐然不见。能思之主体,即“心”有能力使人超越物欲遮蔽而成为自律的道德主体。知识的形成也就是发现和培养自身本自具足的道德意识的过程。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也正是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