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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能在中国起到安排社会经济秩序的功用?而现代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是怎么样影响文化内涵的?
陈志武先生试图从金融学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
中国文化的出路
文/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随着近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论调。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要花多少时间读经、有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
纵观历史,类似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之后,在梁启超的言论中达到高潮:“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她,叫她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她的好处。”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处于崛起势头时期的今天,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文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文化的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有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荒废?
我们能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必然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所谓“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亦即如此。
儒家文化的社会功用
怎样规避未来风险?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可以是天灾人祸。比如,根据邓云特先生在1937年《中国灾荒史》一书中的统计,16世纪(明朝中后期)全中国共发生过504起大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和雪灾,平均每年5次以上;17世纪共有各类大灾507次,18世纪共411次,19世纪407次,20世纪的头35年有101次大灾。这些记入史册的不包括小灾,也不包括时常发生的战争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兵荒马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