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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变
胡适,字适之,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作为“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曾大胆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的文学观念。可以说胡适的白话文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形态之间的一个分界点。
一、形式之解放
1917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曾被陈独秀称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文学改良刍议》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他所说的“八事”指的是,文章表达要有真感情,不要无病呻吟,不用陈词滥调,不要辞藻堆砌,不要太过追求形式的铺排与对仗等等。我们从八事的主张可以看出,胡适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一新的语言形式,摒弃旧的文学形式。他认为,在新时期,写文章首先要进行创作笔法的创新,用正确的形式写文章。言为心声,胡适认为,在创作中作者应该要用古人的典故,但要自己创作新词,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因为“白话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势必将取代旧事物,是文学的新血液。同时,他指出,文学要为情感立言,用情感充实文章的内容,此外,文学还要与时代发展相一致,因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的语言较《文学改良刍议》更为通俗,写出了晓畅易懂的作品。在语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现代白话创作。胡适的这两篇文章直接从形式上对语言进行彻底的改革,由语言到内容,写当下人的当下生活,“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这些主张都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
二、思想之解放
,哲学史是民族的灵魂。尽管胡适旧学根底、西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属中等水平,甚至远逊于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哲学大师。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之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冲破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历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观念、标准和通则,形成一次范式性变革。这一范式性变革不仅具备学术性,更具备思想性,在思想变革上,它与白话文运动在文学形式上的冲击一样,确起到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胡适自己后来总结此书,其中两条:一是从老、孔讲起;二是将孔子和诸子平列。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首先,它在科学方法和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开创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以及规范,从此,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步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近代化时期。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理念在胡适的研究中时刻体现着。他说的“假设”是研究中的科学预见性,不是主观预测,是以实验证明作为关键的一环;“假设”的提出与实验证明是一个推理的过程,是由已知事物推到未知事物,其中离不开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互运用,应当说是有科学性的。他正是运用了这一观点,先假设它成立,然后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事实加以证明,这就自然得出了“中国若想有文学,必然用白话”的结论。胡适根据实用主义的理念,认为白话正是具有实用性,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