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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电视剧大数据时代的“女儿国”
电视剧《欢乐颂》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起步惨淡,整体表现平平,虽然收官时成绩尚可,但也远非现象级热播剧的水平。与之相对地,在网络大数据方面,数十亿的网络视频点击总量、社交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剧名提及量、主创提及量、搜索指数和数以十亿计的话题阅读量,则将同期的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屡创历史新高。
作为过往最具权威的业内指标,收视率的起伏背后,是中国家庭的客厅里,围绕遥控器而展开的艰苦斗争,而在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胜利者则往往是中年主妇。电视工业因此依据数据反馈,生产了大量以血亲、姻亲为基础结构核心人物关系,以家庭琐事、婆媳斗争为主要剧情,并在价值观上迎合中年女性的剧集。
直到2014年,网络大数据分析开始渐渐成为电视工业中足以与收视率指标并行的行业标准。那些在遥控器面前没有话语权,业已远离原生家庭、客厅和电视,将视线聚焦在各种网络移动终端上的年轻一辈的欣赏趣味,终于得以数值化,并被吸纳进电视工业的生产和营销体系。
在传统都市剧中,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往往成为常见的生活场景,电视机和电视工业生产出的文化消费品,是组织家庭生活和客厅社交的核心元素。而在欢乐颂小区的三户房屋中,电视机的存在则是可有可无的。在安迪居住的2201里,会客区沙发的对面,是一台唱片机,电视机摆放在卧室里;三位姑娘合租的2202那经过改造的逼仄的客厅/饭厅里,只有一台小电视,在沙发的九点钟方向,根本不适宜用来观看;2203曲筱绡的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却很少被打开。在《欢乐颂》的剧集中,真正活着的,被频繁使用的,是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
从有线电视到网络,从电视机到手机平板,这不仅仅是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也是以这两种媒介为中心结构而成的生活方式和它们所代表的欣赏趣味之间的代际性差异。
在《欢乐颂》热播的当下中国,城市化、教育移民正在促使最具上升潜力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汇聚到一线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晚婚潮则使得这批年轻人中间的大多数女性,不会被过早地结构进家庭生活之中。在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风潮的挤压之下,与欢乐颂小区2202里住着的三个姑娘一样,以合租同一处住房且无血缘关系的未婚女性群体(大学女生宿舍亦包括在内,在《欢乐颂》的剧情之中,也常借剧中人物之口形容五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像是大学女生宿舍)为基础形成的社交单位和生活方式,已经在大中城市的女青年中间渐成规模。
恰恰是这些正在、或曾经在出租屋、大学宿舍里同吃同住、使用移动终端聚在一起或各自观看电视剧,并热爱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讨论剧情的女性们,构成了影响电视剧网络大数据指数的主力军。
而《欢乐颂》,正是对这些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女性观众的现实生存状态加以演绎的,一个“女儿国”的故事。
这样的形容当然也有片面之处,因为在22楼的住户里,只有2202三位姑娘是合租在一起的,然而她们出现在这个小区里是符合情理的,与她们的收入与阶层相称。反观安迪与曲筱绡,则是作者不惜拼凑各种离奇巧合也要安插进来,从根本上与这个空间格格不入的“外来者”。
安迪和曲筱绡的存在,撕开了不同阶层之间相见不相识的冷漠和体面,制造了全剧大多数的矛盾冲突。事实上,2201和2203的存在,是站在上层精英的立场上窥视和评判2202所在阶层的两道视线。原著作者本人身为海归、企业高管,其职业、所属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