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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话真说与实话实说
距今约百年前,一位欧洲人读过《论语》后曾大发感慨,说东方真好,那里的国家几乎不需要警察!为了验证这一判断,他特地跑来中国,可结果显然令人失望,因为他坚持认为:孔子一定是位白人!
圣人被“窜”了人种的故事虽能解颐,但笑过之后的难堪,却无法让人眉头舒展。说来也是,孔子的理想国——“大同盛世”,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东周时分“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而千百年来的教训则是:“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这等于说,政治是一个实在的事业,它要求人们对它所作的设计应该实事求是才行,否则,就是以假充真,以假乱真;倘若论说者再煞有介事地危坐耸听,作高头讲章,那便是十足的“假话真说”了。
《论语》中不乏智慧,有些甚至是过人的。不这样,宋赵普也就不会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但是,《论语》对政治的设计不是政治,而是道德;对生活的设计也不是生活,而是苦行;对未来的设计也不是未来,而是仿古;对现实的描述也少涉现实,而多呈理想。这样一路下来,就难免要贻人以无数似是而非的“道理”而非“物理”、精神而非物质的“画饼”来。颜渊被孔子设计得可谓无以复加。可他言听计从的结果,竟是英年早逝,陨命而无声。当颜父提议要用孔子的车为儿子做椁时,遭到的反而是孔子比较务实的回绝,即:“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进》)讲了一辈子“仁爱”的孔子,一旦动了真格,其实还挺“自私”——这一后学无论如何也回护不了的事实,大概只能归咎于孔子平时的“假话真说”。
其实,孔子类似的言行并不罕见。他究竟想不想做官?应该说是想的。不是一般地想,而是变着法儿地想。他嘲笑柳下惠官不辞大小、“降志辱身”,可轮到自己,却也是“乘田”“委吏”地做个没完,而且一直干到鲁国的司法部长(司寇)!只是当官场失意后,才反过来说些官员的坏话,唱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调来。阳货给他台阶下,他伊始作不得已状,最后则小声地道出内心的轰鸣:“诺,吾将仕矣。”出人意料的是,孔子一旦下定决心,连“叛臣”佛肸的官竟也急着去做。当弟子们用他平时的道德说教来劝阻他时,他反而振振有辞,说:好人到了坏人堆儿里,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可谁能保证“白沙在涅”不“与之俱黑”呢?其实,孔门当中除少数人外之所以个个都是官迷,盖亦门风使然。孔子一方面大讲“富贵浮云”,同时却也是“学而优则仕”和“禄在其中矣”等口号的发明者。孔子留下的信息中,隐约间还透露出了“称王”的念头。他“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豪言,表白的便是其欲以文王的继承者身份来施展政治抱负的雄心;其弟子则把乃师置于尧舜之上,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儒家信徒公孟干脆认为,孔子本来就应该是天子。这种想称帝称王的想法日后几成儒者的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清代曾静甚至说:“皇帝合该是我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所以他认为,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等都应该做皇帝(《知新录》)。刘泽华指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