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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姿卓异+雅俗共赏——“海上三任”艺术研究
。任薰的人物造型与任熊相比显得更为夸张奇险一些,而花鸟、山水方面,任薰与他兄长很相似,手法多样,工写兼长,笔墨到位,其中小写意作品表现突出,常显轻松随意,爽利畅快,在任氏兄弟画中能令人同时领略到古雅与活泼、劲峭与温润的气质。任伯年前往苏州跟随任薰学画,他早期的用笔是学阜长的钉头描,人物像任氏昆仲(渭长、阜长)之法,上承老莲画风,花卉兼学宋人的双钩法。他早期的用笔勾线甚工,但山锋过猛,往往形同钉头,时见匠习之气,而少含蕴之姿。在内容上喜欢选取民间的风俗题材,神话传说之类,擅长人物,又特别善画仕女,有“写真术”之家学渊源。偏于工笔,多用双钩法,喜用重彩,长于青绿设色,格调上雅俗共赏而更近俗。任伯年早期创作总的看来犹未形成他个人独特的画风。他有一幅署“小楼”款的《执扇仕女图》,仕女的画相,衣纹线条以及布景中的树、石、菊花的画法,显然是任熊、任薰的风格,甚至书写的款字也是学任熊一路。从画风来辨析,此画应是同治五年(1866)以前所作。任伯年在同治五年画于宁波的《访友图》,同治七年冬季画于上海的《绿珠问祥图》,衣褶线条工整,人物描写,章法格局亦属陈老莲、任熊的范畴。他还有一幅《人物图》,作于同治八年十月(1869),图中一文人双手反背而立,衣服以简练的线条勾出,若
在凝神聆听萧萧风竹之声,身旁溪水潺潺,巨石纯以墨线勾皴。整个画面情景交融,具有新的意境,但笔墨技巧仍不脱“二任”的窠臼回。在以后的阶段中,任伯年的人物画,主要吸取了任薰的钉头描画法,在同治十年以后他所画人物画中, 都是采用了这种钉头描法,如1875年画的《观荷图》、1880年作的《马行图》。1882 年画的《竹林闲步图》。任伯年不仅在勾线,着色上学习任薰,而且在人物的面相造型及章法上也是继承了任熊、任薰的风格的,因此,与其说他“守花莲法”,不如说他“守渭长法”,更为切合。任伯年早年的花鸟画也是任熊、任薰一路的画风,如作于1871年的金面工笔《芙蓉图》,“纯以焦墨勾骨”,线条略有顿挫,快慢之感。这类“近老莲法”的工笔花卉画与任薰工笔花鸟画一脉相传。这一阶段的写意花鸟画也是与任氏兄弟步趋一致。如任伯年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所画的《紫藤白鹅图》和同治十年(1871) 所画的《茶花母鸡图》与任熊画的《春风图》和任薰画的《玉兰锦鸡图》相比, 可见任伯年从用笔、章法、以及赋色,实都在任熊、任薰的规范之中。
(二)任伯年对“二任”的发展,并容百家之长形成新风貌
任伯年到上海后,接触到活跃于当时画坛的名家如张熊、王礼、周闲、胡远、虚谷以及钱慧安等画家,这些画家不仅年龄大于任伯年,而且在沪早己“声誉赫然”。年轻的任伯年一到上海能与这些已负盛名的画家交往,看来与任薰的提携, 任熊的关系是具有关联的,正是在老师的帮助下,任颐广泛学习,容百家之长,
画艺大迸。他在任熊人物画法的基础上,开始吸收了华焉人物笔法。如光绪九年
(1883)所作的《右军观鹅图》及后在光绪十一年(1885)画的《采茶图》,光绪十五年(1889)画的《小红低唱图》等作品,线条波动自然,并富有质感,已有华新罗的韵味。至于他在晚年所作的《松下接水图》和他在逝世之前所画的《送子观音图》,则是他领悟了八大山人的用笔以后,付诸人物画上的代表作品。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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