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doc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摘要: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
“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马寅初(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80%的(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